疆土无尺寸之扩，反被人夺去西河重地，攻下函谷要塞。

　　您还有脸吹什么‘功成’？

　　说到‘民安’更令人齿寒，丰年尚衣食不足，啼饥号寒，一遇灾难，饿殍遗路，百姓困于贫穷，铤而走险；

　　豪绅邑蓄私兵，争斗不断，请问甘大夫，这就是您所谓的‘民安’？

　　世俗人由于惰性，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只求眼前得过且过；

　　所谓‘学者’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

　　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制订‘礼、法’的大事。

　　所以，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礼、法’，而愚蠢无知的顽冥，只能遵照执行，被礼法所控制！

　　坦率的说，甘大夫！

　　既然你死抱着‘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

　　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礼、法’所制的愚民，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

　　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其实把所有“反对派”都给包括进去，秦孝公听得高兴，不禁叫了一声：

　　“好！”

　　便问：

　　“谁还发言？”

　　按预定，该轮到杜挚，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却又不能缄口无词。

　　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

　　“大良造言之有据，证明‘礼可更，法可变’也就罢了。

　　但臣听说，得不到十倍的效益，就不更换工具；得不到百倍的效益，就不改变方法。

　　农、工细事尚且如此，国家的根本大法，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

　　您提倡‘变法’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请指教不敏。”

　　商鞅一笑：

　　“汤、武立新而为王，桀、纣循旧而丧国。

　　可见，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您自己计算一下，其利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