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我九岁。经历多年动荡的家乡一片萧条，衰败的小城就像一只断了腿的瓢虫趴在死气沉沉的华北平原上，风雨飘摇中的人们在看似坚硬的外壳下过着还算平静的生活。
六月的一天，小城的宁静突然被打破了。人们走出家门惊讶的发现街上冒出成千上万的士兵，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尽头。
人们站在街头巷尾惶恐不安得低声交谈，就像在讨论一件重大的秘事，一件人人皆知的秘密——战争来了。战争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小城，它就像笼罩在天空的阴霾，给小城里的人们带来紧张与不安，人的情绪也像这六月的天空阴云密布，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
我一直以为战争是很遥远的事情，即便是打仗和我这样的孩子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用扛枪上战场。可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战争就裹挟着饥饿、动荡、与死亡席卷而来，它像一个看不见的漩涡把每个人都卷入其中。而我就像漩涡里的一片叶子，被急流拖拽撕扯着。
仅仅过了几天，人们惊愕地发现街上又出现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他们或是赶着驴车、或是推着木车、或是拄着拐杖，衣衫褴褛、携老扶幼、拖家带口夹杂在士兵的队伍里，和他们一道前行。慢慢的士兵消失了，只剩下步履蹒跚的人们。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人们说要打仗了他们在逃，在逃难、在逃亡、在逃命。可是为什么要逃，人们说到处都在打仗，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他们说这次不一样，日本人来了！
断断续续的队伍走个不停，我放学后唯一的事情就是站在街上看难民。我抱着三岁的妹妹，她吃惊地张大嘴巴，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小手紧紧地攥着我的衣服。
“他们是谁？”她趴在我耳边小声问。
“我不认识，他们只是路过。”
“为什么这么多人？”
“他们没有家了……”
目光呆滞的人们像木偶一样缓慢前行，他们的眼睛里没有悲伤，没有希望，只有一个木讷空洞的生命。他们站在我眼前，我却感觉是在看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近在咫尺却又难以触及，我可怜他们，可是他们的痛苦和灾难却似乎与我毫无关联，我大可不必担心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他们无家可归，可我不会；他们食不果腹，我也不会。我站在门口的时候经常会有面黄肌瘦的小乞丐跑过来讨饭，他们每个人的样子都让我感到震惊，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摇摇晃晃走在生死边缘的样子，他们伸出干枯颤抖的小手接过干粮转身消失在人群中。夜晚他们席地睡在街上，任凭行人从拥挤的缝隙间穿过，哪怕是踩到身体也不躲闪。
自从街上出现难民以后，父亲整日忧心忡忡，有时突然狂躁不安，因为一点小事也会大发脾气，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子。
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大发雷霆。
“逃难的有什么好看的。”父亲大吼。“你还担心不会变成他们那样子吗？”他怒气冲冲地把大门锁上。
一日我和妹妹在院子里放风筝，风筝被一阵风吹到房顶，我爬上墙头拿风筝，一墙之隔的街上依旧站满了衣衫褴褛的人们。
“下雨啦！”妹妹站在院子里伸出小手大声喊。
天空滴滴答答下起了雨，雨点砸到地面上击起尘土，被击起到空中的尘土又被雨水冲刷到泥土中，凭空而起的大风席卷着乌云铺天盖地冲过来，黑压压的乌云遮住天空，雨点砸到房顶上劈啪作响，可是行动迟缓的人们好像并不在意雷雨的到来，就像根本就没有下雨一般。看到了又能怎样，在这空荡荡的街上去哪里避雨呢。人群中一个年轻的母亲紧张又小心的用衣服遮住襁褓中的婴儿，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婴儿的慈爱，婴儿身上裹着红色的被子，白嫩的小脚从被子下面露出来，红色的小被子在风雨中飘摇，就像献血一样刺眼。
一群身穿师范学院校服的学生顶着狂风大雨迎面而来，衣服已经被雨水淋湿，紧紧地贴在身上，鞋子上沾满脏兮兮的泥巴。他们手中的横幅和标语在狂风下摇晃，上面的字已经辨认不出，墨水和雨水从上面流了下来，在纸上留下弯弯曲曲的墨迹，活像支离破碎的花瓶。男人走在队伍前面唱着激愤的歌曲，歌声慷慨悲壮，犹如山崩地裂震撼人心；队伍里的女人相互搀扶泣不成声，哭声撕心裂肺，犹如国破家亡悲痛欲绝。
在学生的队伍里，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隔壁粮店老板的儿子秋生，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充满了愤怒，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雨水从他的头发上流到脸上，他顾不上擦掉脸上的雨水，攥着拳头怒吼。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青年，没想到他发怒时的样子那么可怕。
长长的队伍与难民汇集到一起，仿佛是两股冲击到一起的洪流，搅动着人们的神经，也在我心里卷起阵阵波涛。看着难民步履蹒跚的难民和脚步铿锵的学生，我心中升起阵阵恐惧与不安，仿佛有一天我会站到他们的队伍里，我是应该选择学生还是难民，除此之外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不，不会的，我有家，我们不是穷人也不是大人，不会沦落到这般地步。”虽然我知道这不过是自我安慰，而这一点慰藉就像扔到老虎嘴里的肉沫不足以抚慰不安的心，可除此之外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战争的消息很快给小城带来了恐慌，它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开。几天的时间人们就变得神色凝重、脚步匆匆，街上再也找不到熟悉的身影，曾经热闹的街市变得死一般沉寂，许多店铺关门了。半夜经常听到街上传来骡马的铜铃声和木车的吱吱声，父亲说那是街坊们逃难去了。
我自己也像感染了疾病，变得恐慌无助，即便是躲在家里也找不到曾经的安全感。以前躺在床上一眨眼的功夫就能睡着，现在却到深夜都无法入睡，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脑海中全是难民的影子。我没有告诉别人，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每个人都神情慌张。
几天后难民的队伍终于变少了，只剩下一些行动迟缓、老弱病残的人们，步履蹒跚的拼命追赶。难民的减少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一丝安慰，反而让人更加寝食难安。街上越来越多的店铺大门紧闭，我们家的布店也不再开门，只剩下一个伙计看家，父亲整日站在院子里一言不发。
一天深夜醒来，我看到父亲神色凝重的坐在太师椅上，母亲在床边抽泣。
“我们不去躲一躲吗？”母亲说。
“我在自己的国家，没有犯法，为什么要躲？”父亲不耐烦得咆哮。
“街上那些逃难的人难道也犯法了吗？”母亲哭着说。
我看了一眼躺在身边熟睡的妹妹，她正嘟着嘴做着甜美的梦，她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恐惧。
父亲犹豫了一下:“我自有安排。”
“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孩子们想想吧？”
父亲沉默了很久：“我考虑一下。”
“如果你不想走，我就把孩子送到他大爷那里躲一躲，怎么说他大爷关系多一些。”母亲语气坚决地说。
等了很长时间父亲说：“这样也好，这几天你收拾收拾东西。”
仅仅几天的时间曾经繁华的小城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即便是白天也看不到几个人，走在街上让人不寒而栗。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先生们倒是朝九晚五从不迟到，学生可就不一样了，三十多人的课堂剩下不到十人，有的班甚至只有四五个人。孩子们没心学习，一上课便窃窃私语，内容的也全是与上课内容无关的事情，大多是日本人长什么样子，他们到哪里了，谁没来学校，谁家又关门了，哪怕是一件小事也足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有时天空中传来打雷一般的轰鸣声，孩子们都伸长脖子向窗外看，很惊讶是什么声音。
先生敲敲桌子面无表情地说：“那是飞机。”
先生们面色凝重，尤其是国文老师就像生了大病，整日心不在焉，完全不像以前那个严厉的先生，学生们说话也完全听不到。
一日下课教国文的先生收拾东西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先生，日本人来了会怎么样？”
“我们就亡国了。”
“亡国又会怎样？”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先生声音里充满悲怆。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先生佝偻的背影被淹没到人群中，心中一阵悲凉，不知道是因为先生，还是因为自己，或是因为要亡国了。
一天上课，我们和往常一样交头接耳。突然，窗外响起噼噼啪啪的炮仗声，紧接着传来刺耳的尖叫和混乱吵闹，不久整个校园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学生们不知所措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生也紧张地向外张望。过了几分钟一个校工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冲进来和先生低语了几句转身走了，先生走上讲台让学生不要说话排队到操场上集合。
走出教室才发现校园里站满了士兵，看大门的老陈倒在校门口，身下是一大摊暗红的鲜血，鲜血在灰白色的地面上格外刺眼，它让我想起风雨中飘摇的婴儿的红被子。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平时叽叽喳喳的学生仿佛都变成了哑巴，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战战兢兢地走到操场，周围站着一圈端着长枪的军人，偌大的操场稀稀拉拉站着一百多学生。
这次站在训话台上的不只是校长一人，他旁边站着一个凶神恶煞般军人和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穿军装的人乌拉乌拉说着听不懂的话，旁边的年轻人拿着一个纸筒趾高气扬给他翻译，嗡嗡的回声在操场上震荡不停。周围的士兵像木头人纹丝不动瞪着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校长低着头弓着背不时用手绢擦擦额头，先生们像被掏空了一样耷拉着脑袋，周围的女同学低声哭起来。我害怕到了极点，腿不停地颤抖，双手冒出冷汗，夏日炎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我却感觉像经历寒冬一样冰冷。我知道，害怕了很久的那个东西来了，虽然我看不清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感觉它仿佛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向我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