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前任却初步实现了这样的社会普及教育体系，史载说：汉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日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痒置《孝经》师一人。”

　　以上这段历史记载中所说的“聚”，就是指意的乡间村庄这一国家最低级的行政位；“序、痒”则指意是地方中学童学习的学校或学堂。由此可见，汉平帝时代，王莽就已实现了全国性的普及学校教育制度了，学校或学堂也已普及到了乡、村这两个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地区中了。

　　而在这之后只有千年后的新中国再次对在校师生实行国家财政包养的政策，特别是中专以上学历者一律被包养成国家财政旱涝供给的“干部”编制身份，也再次通过公办和民办完成了全国的教育普及。

　　毫无疑问，前任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教育事业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功勋人物之一，但由于其在中国历史上有“篡汉”恶名，这样，王莽在中国教育事业上的巨大功劳，则长期不为人知。

　　不过前任主政时代的以朝廷财政大量包养学校和师生的做法，明显是操之过急与过头了，其也不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教育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

　　所以，王莽政权崩溃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再没有搞过这种由国家财政大量包养学校和在校师生的事情了。

　　西汉以降，历朝历代朝廷虽然对考取功名的士子依然有许多减免税赋徭役的优待政策，但是，朝廷却不再施行官方财政包养学校师生的政策了。

　　以这个时候中央朝廷的财政能力，明显不足以支撑这个政策，所以在被起义军破坏了许多后，王莽并不打算立刻修复好它，而是要先保持原样，在他能够把新朝财政收入有了质的飞跃后再完全恢复这条政策的实行。

　　除了这以外前任在教育上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这时代的不仅仅有了学习经学的大学教育，甚至还有了少年儿童的识字启蒙教育。

　　更为重要的是，这时代的学校教育，延续了蜀地石室学校经验，开始把社会化服务科目纳入了学校教育教学程序，这就很了不起了。

　　前任教育改革以后，一直到宋朝，中国的学校教育教学科目都是根据社会需求宗旨而多学科设置的，学校培养人才也不再是孔子开辟的私学那样只学习五经和栽培政治人才，同时还有会计算术人才、军事人才、农业技术人才、天文历法研究人才、语言文字研究人才等多学科人才。

　　这样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直持续到北宋王安石时代才被他的“独取进士科”学校教育改革举措所变动，也就是王安石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否定掉了由汉景帝时代蜀郡石室学校肇始的多学科的学校教育模式，将中国学校教育再次倒退回了孔子开创的只教授五经和栽培“读书做官”人才的私学时代的问题。

　　《新唐书·选举上》记录了唐朝前期建设中国学校和科举制度时，官方教育部门所设计规定的学校教学科目、朝廷科举考试科目和学校师生教学课程时间列表，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中国教育史资料！

　　今人可通过这份史料清楚洞察到唐朝时代的国家教育制度情况。

　　通过这份史料，今人可知，唐朝时代的科举科目开设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诸科。

　　其中，“秀才，俊士”，并非是元明清时代的那种只学习和只科举考试“四书五经”的秀才，而是指意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俊秀专业技术人才科目。

　　当时的专修古代经典和“读书做官”栽培政治人才的科目，是特设的“明经，进士”科，北宋王安石的“单取进士科”教育改革，就是只在当时的学校和科举考试中保留了“明经、进士”科目，其它的教学与科举科目，皆被王安石取缔掉了。

　　而唐朝时代的“明字，明算”科目应该指意的是语言文字、数学和会计学科。

　　而“明法，开元礼”科目应是指意的国家法律、法学和政治典章制度研究学科。

　　“一史，三史”科目，应该是指意的历史资料整编和考古历史研究学科。

　　“童子”科目，应该是幼儿启蒙教育研究学科。

　　其中，最值得今人重视的是唐朝时代设置的“道举”科目，这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学科，类似于现代的天文哲学、自然地理、名实逻辑哲学、人性哲学、宗教哲学等学科。

　　而且，这个“道举”学科的前身学科，就是南北朝时代一度盛行的“玄学”。

　　从这段史料中，今人还可知，唐朝的学校教育课程设置，除开各经典之外，还分别设置了“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算学、孙子、九章、海岛、周髀，五经算、五曹、辑古、记遗、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多种语言文字学、军事学、史学、考古学、数学、天文学、海洋学、法律学、秘书学等学科。

　　其中，学校还设置有年假、探亲假和农忙假：“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由此可见，当时的学子中，有许多普通农家子弟，学校实行的是住宿制度。

　　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化学校教育体系，发端于蜀郡石室学校，推广于汉武帝时代和王莽时代，昌盛于唐朝，却被终结于王安石的“独取进士科”的不良教育改革举措。

　　自中国学校教育在宋朝实行了独选政治人才的不良教育改革以后，中国的学校就彻底堕入“读书做官”的笼子之中不能够自拔了。

　　这种读书应付科举考试和以“读书做官”为师生的教授学习宗旨的学校教育一直隆盛于宋王安石教育改革以降的南宋和元明清三朝，不仅仅导致了元明清三代的社会文化思想禁忌增多，国家知识人才单调，国家发展活力因此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