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相关影视作品的朋友们肯定会对我接下来将要描述的场景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面对十三冀之战中铁木真的全身而退，心有不甘的札木合把满腔的仇恨一股脑地发泄到了被他抓获的战俘身上。他命人准备了七十口大锅，锅中注满了水，锅下火焰熊熊。锅里的水烧开了，七十名手脚被缚的赤那思部青壮年男子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投掷到了开水沸腾的大锅里。

　　顿时水花四溅，浓烟滚滚，惨叫声四起，那些可怜的赤那思人随着锅沿旋转挣扎，不久后就被活活地煮死了。

　　在场的人们被这惨绝人寰的场景吓得汗毛直竖，纷纷将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有人当场晕厥。

　　然而札木合却面不改色，谈笑风生……

　　关于这一场景的描述最早来源于世界上成文最早的蒙元历史资料《蒙古秘史》中的只言片语，经无数的后人加工润色而成。

　　数百年来，古今中外的蒙古史学家们很少怀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并对此事津津乐道，从而试图证明一个道理：札木合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禽兽不如的嗜血暴君，善良正义、英勇无敌的铁木真与罪大恶极、卑劣无耻的札木合作对，就是要替千千万万受压迫、受迫害、受奴役的无辜群众伸张正义，讨伐这个灭绝人性、恶贯满盈的全民公敌！铁木真是伟大的，札木合是卑鄙的！铁木真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铁木真战胜札木合是历史的必然！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我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一部千古奇文——《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的前十章（主要记述了铁木真家族的世系、重点人物的事迹和蒙古帝国的缔造者铁木真本人一生的历史）成文于1228年，即铁木真去世的第二年。

　　《蒙古秘史》著者佚名，如今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原书的作者可能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写作班子。即根据当年追随铁木真的老战友老部下们的回忆和口述，由蒙古帝国的众多汗庭史官记录、整理而成的集体创作成果。

　　在这一写作班子中极有可能包括塔塔统阿、失吉忽秃忽、耶律楚材等当时蒙古帝国最顶级的文化界名人和汗庭高官。

　　《蒙古秘史》是至今为止唯一存世的十三世纪蒙古人自己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研究蒙古汗国前期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原始史料。它是一部实录，是众多当事人对自己一生亲历亲闻的记录，是所有蒙元史料中最真实可信的一部。

　　遗憾的是，几乎全世界上的任何一部史学著作都不是完美无瑕的，这一本也不例外。

　　此书中的记载只能说是最真实的，但谁也不敢保证完全真实。

　　其一，《蒙古秘史》中记录的一些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和真相如今已无任何根据可查考。

　　其二，《蒙古秘史》的畏兀儿字蒙古原文已经失传，现存明代版本是汉字音译蒙文本，被称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还有人将其比作现实版的《九阴真经》，很贴切。自明初以来尝试将《蒙古秘史》准确完整地意译为汉字的学者大有人在，但是试想将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古代蒙古语（与现代蒙古语有很多不同之处）转写成文言文，再根据几百年后的蒙古语进行还原，最后翻译成汉语，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一反复的过程中其蒙古语原意难免会变形失真，从而出现大量的纰漏讹误，使其真实性大大地降低。

　　关于扎木合“铁锅煮活人”事件，明初《蒙古秘史》音译本是这么写的：“赤那孙可兀的答兰脱豁斡惕不察勒合周”，并在旁边作了注解，其大意是：“(札木合)将赤那思地的首领们煮于七十口大锅”。

　　如今广为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汉译本中的译注与此大同小异。如：著名史学家余大钧教授的译注是“回去时，他把赤那思氏的子弟们（活活）煮死在七十个（大）锅里”。

　　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既然史书已经证实了札木合确实把赤那思人给煮了，那么还有什么疑问吗？我说有。

　　首先，请注意，明初本上说的是“赤那思地的首领们”，到后来竟然变成了“赤那思氏的子弟们”。

　　显然明初本的译者认为这里提到的“赤那思”是一个地名而不是一个氏族名。

　　“赤那思”的本意为“赤那”（狼）的复数，即“狼群”，作为地名可以解释成“狼群出没的地方”。这个词作为地名不足为奇，如今在内外蒙古与“赤那”有关的地名随处可见，如“赤那因高”（狼沟）、“赤那因阿日勒”（狼岛）、“赤那因乌拉”（狼山）等等。而对“可兀的”一词很多人想当然地翻译成了现代蒙古语中的“子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词在古代蒙古语中还可以解释成“首领”。

　　所以就“赤那孙可兀的”六个字我认为明初本的翻译是正确的，即：这里说的不是“赤那思部落的青年男子”，而是“一个叫赤那的地方的首领们”。

　　有人又要问了：你别管煮的是谁，终究不是给煮了吗？

　　那么请接下来看下面的几个词。

　　“答兰脱豁斡惕不察勒合周”，这一段话由三个词组成，对其最流行的解释是：答兰——七十个，脱豁斡惕——锅，不察勒合周——煮。连起来就是“煮于七十口大锅”。

　　貌似没什么问题，但是巧就巧在这三个词在蒙古文字里都是同形多音多义词。

　　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答兰（亦可读作“塔兰”）——瓜分，脱豁斡惕（亦可读作“秃乌嘎的”——驱赶），不察勒合周——（亦可读作“不察勒阿嘎住”——返回）。连起来就是“瓜分驱赶(并)返回”。

　　就是说这段话可以解释成完全不同的意思：“(札木合)路过一个叫赤那思的地方，大肆劫掠（并与盟友们一起）瓜分了其首领们（的财产和部众），扬长而去”。

　　再补充一点，而且是一个长期以来最容易被翻译者们忽视的问题。

　　“不察勒合周”这个词可以翻译成“煮”，但是绝对不是“煮肉”的“煮”，而是“煮稀饭”、“煮粥”的“煮”，其本意是“使水沸腾”，即“烧开水”的“烧”。“煮肉”的“煮”在蒙语里应为“其纳周”。虽然在汉语中是同一个字，但是在蒙语里却是有严格区分的，决不允许混淆使用，《蒙古秘史》中更是如此。例如：《蒙古秘史》第19节中记载“春天时，有一天，（阿阑豁阿）煮着腊羊肉。”在这里“煮”的原文用的就是“其纳周”，而绝不可能是“不察勒合周”，否则将成为病句。

　　由于明初版《蒙古秘史》成书匆忙，显然当时受洪武皇帝朱元璋之命编撰此书的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等人一不留神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扎木合铁锅煮人的事情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以上观点并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如今内外蒙古有不少精通古代蒙古语的专家持同样的看法。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以上结论的可靠性，那么我只好从民俗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要多扯有多扯。

　　首先，毡帐民族的生活特性决定了他们日常使用的物品都是轻便易于携带的，体积不宜过大，也不能过于笨重。尤其是炊具。

　　不知道各位读者见过蒙古包里煮手把肉的锅没有？那个锅不可能太大，小到有可能不够煮熟一整只羊，在狭小的蒙古包里放一口巨大的锅生火做饭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要逐水草而居。在草原上，受地势、气候、地面湿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同一个季节里，不同地区的牧草的密度、高度、品种和营养成分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所谓的“逐水草而居”就是指根据一年四季里牧草在不同地带的长势，每个季节迁往最适合放牧的地区。也就是说即使在和平年代，他们一年也要至少常规性地搬四次家。

　　他们的搬家可不是把家具装上集装箱从一个城市的某个公寓搬到另一个公寓那么简单，而是要带上各自的全家老小、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钱财，赶着成群的牛马驼羊，跋山涉水、长途持久的艰难迁徙。

　　一次常规性的迁徙所需时间的长短要依据两个地区的远近和地形地貌的复杂程度而定，短则数日、长则数十日。

　　相对于常规性的迁移，当然还有非常规性的迁移。比如因为躲避战乱、瘟疫或自然灾害而进行的有方向性的或者盲目性的长途迁徙。这种非常规性的迁徙的规模可大可小，可以小到一个或几个家庭的迁徙，可以大到一个或几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在迁徙过程中陆续被裹挟进来的其他国家、民族和人口可以多到数不胜数。这种非常规性的迁徙的过程可长可短，短的也就几十天、几个月、几年，长的可达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更久。这种非常规性的迁徙的距离可远可近，近则几十到几百公里，远则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甚至可能超越你想象力的极限那么远。

　　本书的作者对历史上北方民族历次大迁徙的规模、距离、时间跨度了解得不是很全面，总之那些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会非常的惊人。

　　我从长辈们的口述中得知的、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离我最近的一次北方草原人口迁徙发生在1981年。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某旗（“旗”是我国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名称）因为遭遇严重的干旱，来自该旗112个家庭的牧民赶着138000多头只牲畜迁徙到草场较好的一个临近旗境内放牧了一年之久，待第二年旱情缓解后才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迁徙往返全程1000多公里。这次人口迁徙在北方草原历史上无论是在其规模、距离和时间跨度上都算不上特别的惊人。

　　综上所述，在生产力不够发达、交通条件极度落后的年代里，游牧民族似乎就是为了随时搬家而生。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生活用品都要最高程度地讲究一个便携性，恨不得所有的物品都要小巧到比智能手机还要小，而且还要多功能、大内存、长续航、可折叠，一揣兜马上就能走。

　　铁木真身处的那个年代同时还是一个战火纷飞，人人自危的年代。试想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要迁移、转场、突袭、逃遁的崇尚轻装快捷的战斗民族、游牧部落，你能够想象到大家每天拎着直径达1.5米以上的大铁锅（再小就煮不了人了）东奔西走满世界溜达会是一副怎样的场景吗？

　　蒙古人似乎是在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盛行以后才开始接触到了这种巨型锅具，并将之称为“芒真脱豁”，即专指在寺庙里修行的喇嘛用来煮斋饭的大锅。这样的大锅可能是过去的蒙古人平时能见到的型号最为巨大的锅具。在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流行起了一个名词叫“大锅饭”。这个名词在蒙古语里能够对应的字面翻译就是：在寺庙里的大锅——即“芒真脱豁”中煮出来的饭。从此可见，即使是在距离铁木真生活的那个时代几百年以后的今天，这种大锅也并未被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所接受，只有在寺庙中修行的僧侣因为过着固定居住的集体生活而对此物情有独钟。

　　虽然据说当时漠北地区也能够发掘铁矿并生产铁器（据说！），但是产量和质量肯定都不会很高。况且当时中原朝廷是严禁向漠北诸部私自贩卖铁器的，违者轻则杀头，重则诛九族。所以当时在漠北地区可谓寸铁寸金，铁器十分珍贵。我们再看看扎达阑部，直径达1.5米以上的巨锅啊！多达70口啊！那得废多少铁啊！在冷兵器时代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烧包啊！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战争游戏根本就不是这么一个玩儿法。

　　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草原上的风沙到来时会是多么的猛烈多么的突然多么的令人措手不及。要把这么大的70口锅放在一起一起起架火点着，稍不留神就是要失火的呀！其结果火烧连营都算是轻的，动辄方圆几十万亩草场山林寸草不生啊！就算札木合真的很有钱，真的肯把黄金当牛粪烧，那也犯不着为了这么点破事儿去搞集体自杀吧。

　　最后一点是民族性格的问题。试想蒙古人会因为咔嚓咔嚓几刀下去就能够解决掉的小事儿犯得着如此不惜血本，大费周折吗？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确实不高。

　　我个人并不认为札木合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他与铁木真为敌并最终败给了铁木真就刻意将他妖魔化。我们不应该被“成王败寇”的理论长久地蒙蔽住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