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 年春天，成吉思汗任命花剌子模的两位学者牙剌瓦赤、麻速忽父子治理西域诸城，并且在每座城市都设置了一名民政官，蒙语称为“达鲁花赤”。这些人多为回纥人，也有波斯人，每个民政官都配备了能够用回纥与波斯两种语言做文字记录的司书。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成吉思汗率领西征将士踏上了东归的旅途。

　　成吉思汗爱惜将士和马匹，回师的过程并不匆忙，而更像是田园牧歌一般悠闲惬意的长途迁徙。

　　此时的西域已经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过来，到处都是男耕女织，安乐祥和，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

　　在锡尔河东岸的豁兰达石，成吉思汗犒赏三军，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围猎活动。

　　那一刻，大地沸腾了起来。万马奔腾，欢声如雷，蒙古将士们大展身手，俘获猎物无数。成吉思汗帐下的契丹族文士耶律楚材当场作诗一首，记述了这一场令他永生难忘的盛大狩猎场面：

　　天皇狩猎如行兵，

　　白旄一挥长围城。

　　长围不知几千里，

　　蛰龙震栗山神惊。

　　长围布置如圆阵，

　　万里云屯贯鱼进。

　　千群野马杂山羊，

　　赤熊白鹿奔青獐。

　　壮士弯弓殒凶手，

　　更驱虎豹逐贪狼。

　　最喜我主心如佛，

　　尽释弱畜还故乡。

　　有人根据这首诗中的“尽释弱畜还故乡”这一句，认为成吉思汗将这次捕获的猎物全部放生，体现了一回好生仁慈之德，可见丘处机的“戒杀”理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

　　我觉得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成吉思汗在这一次围猎中放生是肯定放生了，但是并不是全部放生。其实诗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尽释”的只是“弱畜”。

　　那么什么是“弱畜”呢？我估计诗里指的应该是一些雌性动物和其幼崽。放生这种弱畜本来就是蒙古人狩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祖训，与是否接受丘处机的“戒杀”理论没有太大的关系。蒙古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维护食物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的可修复性和可再生性，是古代蒙古人朴素的环保理念的体现。

　　那么将猎物全部放生的做法是否可行呢？我给出的答案是：在当时并不可行。

　　第一，在当时任何物种都几乎不可能濒临灭绝的草原地带，野兽、特别是食草动物的大量繁殖对草原生态环境绝对不是什么好事。食草动物食的是草，任由食草动物泛滥成灾势必会导致草原植被的减少，植被的减少自然就会带来干旱，干旱又会导致沙化，沙化严重了其结果才是更加严重的物种灭绝。所以在当时适度地组织围猎活动对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言，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我们总是不忍心看到狩猎活动对食草动物的血腥屠杀，可是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花花草草们同样也是需要生存、需要繁衍的生命体；很少有人能顾及到那些时刻都处于有可能被食光啃净的危险境地的花花草草们的感受。

　　第二，我们往往总是很奇怪地认为狩猎就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属于玩物丧志那一类可有可无的消磨时光的游戏，说好听一点顶多也就算是个体育运动；这项体育运动既血腥又残忍，绝对达不到陶冶情操的作用，所以这种体育运动我们不要也罢。可是大家往往忽略了对于古代的草原民族来说，狩猎活动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生产活动。狩猎活动和种植业、畜牧业、手工业、商贸业同样，仅仅是人类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继而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一种生产活动而已。所以，无端地劝说古代的草原民族对猎物“戒杀”，就如同劝说农民只耕种不收割，劝说电商只发货不收款，劝说公务员只上班不领工资一样是无稽之谈。所以，我猜测：所谓“全部放生”这一说如果不是对耶律楚才诗句的误读，那么就是有些人为了夸大丘处机“戒杀”思想的宣传效果而做出的主观臆想而已。

　　话题有些扯远了，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次载入史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