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二年三月，首相韩琦向英宗上梳，请求为英宗的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制定尊号以方便以后祭祀，一场昏天暗地的政治风暴就此拉开帷幕。

　　你不是议礼吗？我司马光最在行，司马光一马当先，旁征博引讲事实摆道理上梳一封，说经研究，由于陛下继承仁宗大统，仁宗为陛下“皇考”，应当尊生父濮王为“皇伯”。

　　英宗那点儿小九九司马光看的门儿清，不就是想给你爹提高尊号吗？这事儿不可能。

　　韩琦觉得司马光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原因很简单，西汉宣帝也是旁支入继大统，即位后也尊自己生父为皇考，既然有这样的先例，那汉朝皇帝能叫自己生父皇考，怎么宋朝的皇帝就不能叫自己生父皇考了。

　　司马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一水儿的翰林学士和谏官纷纷跟着上梳，支持尊濮王为皇伯。

　　当时的宰执是两名同平章事韩琦和曾公亮，两名参知政事欧阳修和赵概，曾公亮和赵概中立不表态，枢密使富弼当时又染上了足疾无力理会朝政，枢密院也向来不参与中书决策，所以基本上就是中书首相韩琦和副宰相欧阳修支持尊濮王为皇考。

　　谏官们攻势澎湃汹涌，英宗完全没想到大家都对这个提议如此反对，行啊，你们不是说应该尊我爹为皇伯，不让我管我爹叫皇考吗？那咱就找专业的礼仪机构给咱分析分析，看到底应该怎么上尊号。

　　英宗下诏尊号问题交由太常礼院拟定，具体事宜礼院长官范镇负责。

　　范镇是宝元元年进士，与司马光是同年，两人私交甚好。仁宗朝嘉祐年间范镇第一个上梳请求立嗣，后来连上好几封奏疏，不惜得罪皇帝也要劝谏。英宗即位后，范镇出任翰林学士兼知礼院，不再担任谏官。有这样的为官经历，可以想象得到范镇的立场。

　　果然，经过太常礼院一番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了结论，范镇把结论上梳给了中书，韩琦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范镇在奏疏里说了，汉宣帝入继大统之后尊自己亲生父亲为皇考那是因为汉昭帝是他爷爷辈，跟仁宗英宗这种父子关系完全不一样，不能乱套用，尊濮王为皇考这事儿不可取，应当尊为皇伯。

　　韩琦把范镇找来一顿怒斥说礼院工作疏漏，范镇装糊涂回答说所有结论都经过了严密的考证，有据可依，不敢怠慢。范镇把皮球踢了回来，韩琦也没办法，总不能革了范镇的职自己去研究礼制吧。

　　太常礼院的结论出来了，谏官们的奏疏更是一封接一封的向英宗飞来，韩琦跟欧阳修实在无力招架，干脆把所有奏疏按下不发，不给英宗看。

　　谏官们出离愤怒了，御史中丞贾黯自请罢官，不干了，临行前又上最后一封奏疏说韩琦、欧阳修是阿谀奉承、违背道德，让皇帝背上两个爹的骂名。

　　接着谏官吕诲上梳弹劾宰相韩琦五大罪状，说韩琦愧对先帝。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干扰皇帝视听，既对不起仁宗又对不起英宗。还弹劾曾公亮、赵概说俩人尸位素餐，眼睁睁看着韩琦欧阳修颠倒是非却不作为。

　　三个人一阵猛烈输出，从原来的反对尊濮王为皇考这个问题直接跳到了对宰相们的人身攻击，末了三人觉得还不够力道，最后一起上梳称自己有罪请求朝廷治罪，回家待罪去了。

　　矛盾越来越激化，英宗也坐不住了，问几位宰相怎么办，欧阳修说现在谏官们已经与我们宰执势不两立了，如果我们有罪，请陛下治罪，把谏官们召回来。

　　事态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再这么下去朝廷要停摆了，英宗怕了，这边安抚韩琦欧阳修，那边又派了使臣去三位谏官家里诏令他们赶紧回来上班。

　　三人都很有骨气就是不回来，御史范纯仁还回了一封奏疏说，必须严惩首恶，否则不能给天下一个交代。

　　这首恶不就是韩琦吗？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进士及第后为了照顾年迈的范仲淹辞官不受，一直照顾父亲到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后来历任多地地方官政绩斐然，加上孝道闻名天下，被朝廷重点提拔入京担任谏官。

　　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疏后非常伤心，回想当初与范仲淹庆历改革时亲如兄弟，范纯仁入朝为官之后对他像对待自己亲侄子一样照顾有加，没想到如今却被范纯仁如此攻击，不免心生悲凉，图啥呢？

　　英宗经过再三考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三名谏官罢官外放贬出了开封。

　　不要小看谏官，北宋政治发展到仁宗朝，台谏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台谏实际上分为御史台和谏院两个部门，由于二者功能高度重合，后期逐渐有了台谏合流的习惯。台谏系统官员御史台御史、监察御史、言事御史加上御史中丞一共不过六人，谏院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也不超过六人。

　　谏官满打满算算是兼任的也就十几个人，除了进谏弹劾外，谏官还兼任外交职责，每年出使辽国都有谏官担任使者。

　　除了长官御史中丞外，其他谏官只有七品，但这些人在外了解国际形势，在朝中与宰执同朝议事，宰相们官职再高，权力再大你大的过皇帝吗？

　　每天上朝讨论国家大事的就这么几个人，在皇帝面前所有人都是臣子，所以久而久之，杰出的谏官受到皇帝赏识就会更进一步提拔起来最终进入宰执，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其实都是从谏官进入到了宰执。

　　而当时正巧了，除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之外，还有三位谏官傅尧俞、赵鼎、赵瞻三个人刚刚出使辽国回来，结果一听说三位同事被贬官直接也不来上朝了，上梳请求贬官，抗议濮议中对谏官的不公平处理。

　　英宗大笔一挥，同意。当时朝中仅有的六位谏官全部被干掉，仅剩司马光一人还是以阁臣兼任谏官职务。司马光肯定不会退缩，也不断上梳要求召其他几位同事还朝，英宗不理他，司马光一看不理我是吧，我称罪不朝。

　　司马光上梳一封说谏官们劝谏不被采纳反而都被贬官是因为自己履职不力，自己将居家待罪，请朝廷治罪。

　　毕竟是文坛领袖级大佬，影响是在太过巨大，司马光的态度又非常坚决，英宗最后没办法，只能准奏革去司马光谏官之职，只保留阁臣之职编修史书。

　　谏官由原本的观点之争后来发展到了对宰相们的人身攻击，而英宗和宰执们对谏官的处理也很不光彩，按照正常的政治规矩应当是辩论中驳倒对手取得胜利，而这次濮议的最后结果却是罢免对手，使得对手不存在然后宣布胜利，实在很难服众。

　　不光彩的胜利也是胜利，谏官们全部滚蛋了之后，治平三年三月，朝廷借曹太后手谕下诏同意英宗尊生父濮王为皇考，生母濮王妃为皇太后。

　　表面上看，英宗和中书笑到了最后，目的达到了、反对者赶走了，根据太后手谕，英宗更是进一步提出具体礼仪措施，包括以帝制重修濮王陵、立庙、祭祀等等内容，仿佛大权在握真正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而实际上，濮议在后世历朝历代看来都是一场三输的局面，谏官们不用说了政治前途全部终结，宰相们名声全臭，富弼更是在濮议刚一开始就自己请辞枢密使都不干了，而剩下来的宰相们后来也将面临无休止的口诛笔伐。

　　英宗看似利用宰执和台谏两派斗来斗去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可不过短短半年之后身体就又垮了。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病倒，这次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是真病了，英宗卧床不起长达数月，一天比一天严重。病情如此严重随时可能驾崩，群臣慌了，还没太子呢。

　　英宗有生过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都是高皇后所生，除其中一个早夭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健康长大，在当时也都已经出阁读书，按常理来说应当立皇长子赵顼为皇太子，可英宗实在病的太突然，一切都已来不及。

　　即使来不及举行册封大典，也必须有诏书确认太子地位。濮议结束后新上任的谏官们开始陆续上梳请求尽快确立皇太子，但英宗也许认为自己还能好转，一直不表态。

　　拖得久了，韩琦等不及了，见惯了帝王崩逝和腥风血雨，韩琦知道英宗这次是挺不过去了，也知道必须把皇太子以书面形式确立下来，才能稳住局势。

　　韩琦等不及，皇长子赵顼也心神不宁，一方面亲爹病重确实担心，另一方面自己是皇长子却没被立为太子，终究存在变数，当年周孟阳给他爹分析的一通道理他可是全都在场旁听，最有竞争力的储君一旦不能登上帝位，将只有死路一条。

　　韩琦隔三差五出入宫中，见到赵顼满脸愁容，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皇长子也在担心英宗身后的继承问题，韩琦叮嘱赵顼，一定要在英宗身边朝夕相伴，一刻也不能离开。

　　随着英宗病情进一步加重，已经病倒话都说不出来了，床前常备纸币用以批示重要决策。韩琦进到宫中开门见山，说陛下久不上朝群臣担心，最好早立太子稳定朝政。

　　英宗点头同意，韩琦招呼内侍端来纸币，英宗顺势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

　　英宗在世的三个孩子平时口头上常称呼大王、二王和三王，口头上这么叫没问题，可要确立皇太子就必须严谨，韩琦告诉英宗，既然陛下决定立颖王赵顼，那就务必亲手写下来。

　　英宗挣扎着再次提笔，写下“颖王顼”，韩琦立马叫来翰林学士根据英宗手书制作诏书，皇太子终于正式确定，而多亏了韩琦在英宗弥留之际忠诚果断的表现，皇太子赵顼对韩琦给予了多年的感激之情。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驾崩，皇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英宗在他短短的三年的皇帝生涯里左突右冲，挖空了心思的争取自己这一脉名分和礼仪，甚至不惜与太后的对立、与与百官对立，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曹操的那句话才是真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现在英宗走了，可他亲自导演的政治风暴却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