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就在李清照在临安潜心于金石学研究和《金石录》的校对整理工作之时，在她的山东章丘老家不远处的历城县（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一名男婴呱呱坠地，辛弃疾出生了。

　　年少的辛弃疾出生时山东一带已经沦落在金国手中，父亲在辛弃疾年幼时病逝，幸好祖父辛赞原本在北宋做官，北宋灭亡后被金国留用后来官居开封府知府，庇护了辛家一家人的安全。

　　仕金的祖父没有忘记自己大宋子民的身份，常常教导年幼的辛弃疾牢记自己的祖国。随着辛弃疾逐渐长大，辛赞又给孙子安排了一项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极为重要的任务：前往中都参加科考。

　　没错，金国当时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进入朝廷任职，当时的金国皇帝完颜亮本人汉化程度很深，对科举尤其重视。科考中举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辛弃疾两赴中都均无功而返，但这两次前往金国首都之行也让辛弃疾对金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金国，不过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为了南下伐宋在国内横征暴敛，全国各地纷纷爆发激烈的农民起义，辛弃疾也趁机回到山东老家揭竿而起，接着率部众投奔了山东一带最大的义军领袖耿京。

　　投奔耿京之后辛弃疾因为读过书被任命为掌书记，负责义军的文书编纂工作。当时在山东还有一股小义军，头目是一个名叫义端的和尚，辛弃疾与他过去有过交情，于是就劝说义端也归附了耿京。

　　据史书记载，义端这个和尚喜欢瞎喷，但真正做起事来不怎么行。也许是到了耿京帐下让义端觉得受了委屈，没过多久他便跑了。本来义军成员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想参加的话也可以离开，来去自由，可义端这个混账和尚走就走吧，还把义军的大印给偷走了。

　　大印是什么，那是义军发布公告讨伐金贼需要经常盖章的用具，对于义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更要命的是大印就是义端的好朋友、义军掌书记辛弃疾亲自保管。义端盗印逃跑，等于把辛弃疾给坑了，耿京得知大印被盗后大发雷霆，认为辛弃疾引狼入室，要把辛弃疾军法处置。

　　命悬一线的辛弃疾毫不畏惧，向耿京提出给他三天时间把义端抓回来，三天之后如果不能抓住义端，自己甘愿回营赴死。

　　原本要杀部下也就是一时气话，没想到辛弃疾自己又立下军令状，耿京只好让辛弃疾自行解决。辛弃疾料定义端偷了大印之后会去向金军进献，于是便单枪匹马火速前往义军大营通往金军的路上埋伏起来，果然不久之后就等到了义端路过。

　　二十多岁的山东大汉辛弃疾没费什么力就轻松擒住义端，怒斥其盗印行为，义端连忙求饶，说自己看人很准，你辛弃疾是青犀牛转世，一定有一番作为，这次就放过我吧。

　　知道辛弃疾是青犀牛转世，还敢在青犀牛头上动土，义端一番话更是气的辛弃疾火冒三丈，二话不说砍了他，提着大印和叛徒脑袋回义军大营复命。

　　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完颜亮在前线兵变被杀，耿京认为响应王师北伐的机会来了，特意派辛弃疾南下，希望取得与南宋朝廷的联系，帮助朝廷恢复中原。

　　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来到建康行在，面见了正在“御驾亲征”的赵构。不管是装的还是真心的，赵构对耿京这支山东义军非常重视，给予了高度评价，封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所属右承务郎，嘱咐辛弃疾回去向耿京复命，鼓励义军继续坚持斗争等待王师北上。

　　得到朝廷认可的辛弃疾很高兴，马上就动身北归，刚刚走到半路的海州突然收到噩耗：义军首领耿京遇害。

　　杀耿京的人叫张安国，原本也是一名义军小头目，归附耿京后因为金军围剿义军生活艰苦无法忍受，张安国趁辛弃疾等耿京心腹南下时便杀了耿京投降金军，被金国朝廷任命为济州知州。

　　辛弃疾跟随耿京多年情同手足，当下决定一定要捉拿张安国为耿京报仇。回到义军根据地，辛弃疾找来了义军部将王世隆，两人打听到张安国当时正在济州府衙中宴请几位金将，于是就带了五十名骑兵悄悄埋伏在两侧街道，由辛弃疾进入府衙求见。

　　之前在义军共事，张安国很多部下都认识辛弃疾，辛弃疾很快就进入到府衙，见到了正在与金将喝酒的张安国。

　　张安国不知道辛弃疾已经得知了他杀害耿京叛变之事，忙站起来要跟辛弃疾打招呼顺便把人打发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便被辛弃疾一把抓住，扭送到马上骑马出了府衙，临走的时候辛弃疾告诉府衙卫兵，大宋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打来，要与知府大人商议抵抗之事。

　　因为事发太过突然，不仅卫兵们来不及反应，就连正在跟张安国一同喝酒的金将也来不及反应。等大家回过神儿来，意识到张大人这是被绑架了之后，辛弃疾早就带着张安国走远了。

　　就这样，辛弃疾和王世隆押着张安国一路冲破金军封锁到达建康行在，经朝廷审理，叛徒张安国被处斩。

　　虽然辛弃疾是个人高马大身体健壮的书生，但在金国州府衙门里生擒知府，突破金军各地驻防千里奔袭回到建康将叛徒正法，这难度恐怕不下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果不是正史记载，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相信。

　　谁说我们中国没有个人英雄主义？隔了近千年，这份英雄气概依然豪气冲天。

　　耿京的死导致山东义军瓦解，辛弃疾也失去了北归的意义。张安国被处斩之后，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江阴签判。因为主张北伐，一心想要朝廷收复中原，辛弃疾此后不断上疏分析宋金局势，请求朝廷出兵。宋金隆兴和议之后虞允文回到朝中担任宰相，对于辛弃疾的北伐主张很是赞赏，但介于当时已经议和师出无名，便派辛弃疾前往滁州任知州。

　　滁州位于淮西，是宋金江淮战场上一座重要城市。多年的战乱使得滁州生灵涂炭，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辛弃疾来到滁州，面对满目疮痍的滁州城，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政策：减税。

　　减税可不是说句话就能减税那么简单，历朝历代税率制定和税赋征收都是国家根基，针对某一地区是否减税的决策权都在朝廷，不是任何地方官可以决定的。当时辛弃疾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州，头上还有淮西转运使，他凭什么就敢减税？

　　也不凭什么，就凭滁州是前线城市，多年来屡遭战火，说实话这种城市收不收的上税都是问题，账目更是一塌糊涂，根本没得查，可以说知州说什么就是什么，赋税收的少只要知州一句-话钱粮毁于战火，就可以糊弄过去。

　　敢不敢做就看知州的魄力，想不想做就看知州的良心，而辛弃疾既有魄力又有良心，在他的力主下，滁州采取了轻徭薄税来招募流民恢复生产，不到一年时间便将滁州城恢复到了一片繁荣景象。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辛弃疾转任江西提点刑狱。当时南宋爆发了严重的“茶寇”，主要原因是为了与金国作战，南宋朝廷在民间强加赋税，古代能加税的无非那几样：盐铁茶，有一名叫做赖文政的茶商不堪重负揭竿起义，辗转多地进入江西。

　　南宋腹地原本没什么大将驻守，赖文政才得以到处肆虐，但江西不一样，辛弃疾约等于名将，于是在辛弃疾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之下，赖文政很快便招架不住，向官兵投降。

　　自古以来谋反都是重罪，但赖文政这伙茶寇却并非一般意义上谋反的叛军，而是类似于落草为寇的盗贼，其实当时在南宋境内类似的盗贼很多，有不少主动投降的都被朝廷宽大处理，但这一次赖文政投降之后辛弃疾没有将其交给朝廷，而是直接处斩。

　　茶寇虽然平定，但对于赖文政的处理也暴露了辛弃疾的性格：武断、好杀。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武断就是有魄力，好杀之人全都善战，杀伐果决的性格以南宋当时所处局面而言不一定是坏事，但对于辛弃疾个人来说，杀降不详，日后很难不遭反噬。

　　江西提点刑狱上任不到一年时间平定叛乱，辛弃疾再次受到朝廷提拔，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湖北因北临河南，当时不少流民南下进入湖北，地方上治安很差。辛弃疾为了尽快恢复治安，日常处理偷盗之类事件“得贼辄杀”，该杀的不该杀的全杀了。

　　乱世该不该用重典？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我们这里只说辛弃疾的治理成果：江陵府一带经过辛弃疾的“严打”，田舍俨然。

　　面对盗贼乱军辛弃疾很有一套，但如果换成不听节制的同僚就不一定了。铁腕的辛弃疾很快遇到一桩棘手的案子，有老百姓前来状告，江陵当地驻军殴打百姓。

　　江陵驻军属于朝廷直管，统制官叫做率逢原，一向强横。辛弃疾找到率逢原，要求其对殴打百姓的部下进行严惩，没想到直接被率逢原顶了回去：我的部下怎么处置那是我的事儿，无需府衙操心。

　　一般来说，军队的纪律是要强于政府的，尤其是在地方上的驻军，在遇上民间纠纷按照军纪军法来处理往往比法律惩罚的更严重，原本率逢原按照军法处置什么事儿都能解决，但辛弃疾前来兴师问罪后两人直接谈崩，谁也不买谁的账，小事化大，矛盾升级。

　　眼看着问题难以解决，辛弃疾一封奏疏上到朝廷，弹劾率逢原胡作非为，率逢原毫不示弱，也上疏一封弹劾辛弃疾干扰部队。

　　只要不是触怒皇帝，朝廷对于官员之间的矛盾一般都是尽量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辛弃疾和率逢原的矛盾也被如此处理，两人后来分别被调离江陵府，辛弃疾调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

　　湖南自古以来多湖泊，湖泊多的地方就容易滋生匪患，当年岳飞剿灭杨太就是发生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淳熙六年，辛弃疾来到湖南之后，面对当地横行的匪患和虚弱的官兵，立即向朝廷上疏一封，请求允许他在当地招募军队维护治安。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轰轰烈烈，辛弃疾开府募兵，以“飞虎军”的名义募集精兵数千人，战马、铠甲一应俱全，为了这支军队日常驻防、训练，辛弃疾又在潭州城外找了处地方，开始修建营寨作为飞虎军的大本营。

　　激励咣当一通折腾，飞虎军是越来越有声有色了，可辛弃疾又发现一个难题：没钱了。

　　不光打仗是烧钱，养兵备战同样烧钱，数千士兵的军队除了之前置办好的武器装备外，每天的训练消耗、军粮等都需要钱来支持，而且当时还有个最大的吞金兽-飞虎军营寨还没建好，这一切的一切，都得花钱。

　　史书没有记载辛弃疾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么多庞大的军费开支的，只是说了一句话“经度费钜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

　　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相当于省级领导班子成员兼军事长官，手中权力非常大，为了飞虎队营寨的迅速建成，辛弃疾利用权力采用了一些特殊手段筹备费用，而这些特殊手段很快便传到朝廷，在言官的激烈弹劾下，当初批准成立飞虎军的孝宗意识到飞虎军再继续下去要坏了朝廷规矩，于是派使者向辛弃疾送去金牌，严令停止所有飞虎军筹建行为，不得再额外花钱。

　　没错，金牌，就是当年赵构给岳飞送的那种金牌，接到金牌的辛弃疾没有像岳飞一样立即奉命行事，而是做出了一个很冒险的举动：顶住压力，先把飞虎军营寨修完再说。

　　重压之下，辛弃疾也不敢大意，严令包工队一个月内必须把营寨修完。当时飞虎军的营寨工程接近尾声，但湖南夏季多雨，烧铸瓦片不易，包工头就找到辛弃疾坦言因为缺瓦很难一个月内完成营寨。

　　缺瓦是吧？领导来解决，辛弃疾下令城内官兵到潭州城内所有百姓家屋顶上取瓦，每户取二十片瓦。对于老百姓来说家里屋顶上匀一匀，二十片瓦还是能凑得出的，于是你一户我一户的，不到两天便搜集到二十万片瓦，交给包工队继续施工，飞虎军营寨终于不到一个月顺利完工。

　　以前我在恒大，想安排一家施工单位做事又付不出钱的时候我们项目经理教我，你去找十家相关单位一起过来摊，把费用分摊下去，白嫖十家单位要比强压一家单位容易的多。

　　把矛盾化大为小不花一分钱解决掉，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智慧，也特别败一个人的人缘。

　　营寨完成之后，辛弃疾赶紧上疏一封向孝宗汇报了飞虎军的前前后后建军过程，将其中的账目列了明细在奏疏中详细说明，并且明确解释了飞虎军已经建成，以后不需要购置马匹武器铠甲修建营寨这种高额花费，仅仅按照朝廷制度正常发饷就行了。

　　既然木已成舟，而且以后也不用再劳民伤财再花钱了，孝宗就没有再过多的追究下去，但辛弃疾在潭州的这出独断行为却引起了朝廷的警觉，飞虎军刚刚建立起来，辛弃疾还没来得及指挥这支自己的嫡系部队作战，淳熙七年就被朝廷调任隆兴（今江西南昌市）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刚到江西，就碰上了江西旱灾，辛弃疾刚一上任便投入到紧张的赈灾工作当中，江西境内水网丰富，原本就算遇上旱灾也可以从其他地方通过船运将粮食调配过来。但这次旱灾来得急，不少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隆兴府一带米价飞涨，老百姓叫苦不迭。

　　想发国难财？得先问问知府大人答不答应，辛弃疾派人贴出告示，警告所有米商不得哄抬米价，只要被发现恶意哄抬米价的一律流放。另外又将官府储备钱财全部拿出来，召集城内所有商人，把钱财用作无息贷款给大家，要求大家从外地购买粮食回来贩卖，按市场价售卖即可。

　　如果说流放投机倒把的奸商只是治标的话，那么辛弃疾给商贩提供无息贷款的方法可以说是治本了。南宋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个江南小朝廷，但地盘依然很大，江西发生旱灾，临近地区却有不少没受灾的，在辛弃疾无息贷款的支持下，隆兴的商贩外出运销粮食的积极性大增，装满大米的船只纷纷开入隆兴城，商贩们就按市场价出售粮食，很快便稳定住了隆兴府一带的粮价，平稳度过旱灾。

　　隆兴府的灾情逐渐平息，旁边的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却还在深陷旱灾中。知州向辛弃疾求助，希望能给信州分一些粮食，辛弃疾的幕僚们都劝他不要理会，毕竟隆兴府自己粮食就紧巴巴的，哪里还有余粮去救信州？没想到被辛弃疾一顿怒斥：都是大宋子民，隆兴和信州有什么区别？

　　救，必须要救。辛弃疾力排众议，不顾下属的劝阻给信州运去了一部分粮食，解了信州的燃眉之急。

　　好不容易救完旱灾，朝廷里传来消息，谏官王蔺弹劾辛弃疾，措辞之激烈令人咋舌，说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

　　用钱如泥沙主要是针对建立飞虎军那档子事儿，据后来官方估算，建立飞虎军前后共计花费四十多万贯钱，这还不算辛弃疾白嫖老百姓瓦片的费用。要知道隆兴和议之后南宋一年给金国的岁币也就四十万贯钱的数额，辛弃疾仅仅在一路就花了这么多钱，确实给朝廷增加了不少负担。

　　杀人如草芥主要就是针对辛弃疾在江西平定茶寇和经略湖北诛杀盗贼期间，采取“严打”政策，处决了不少盗贼乱军。严格来说，对于作乱分子最终的裁定权在朝廷，地方上如果没有朝廷的授权不能擅自处斩犯人，但南宋当时并非天下太平的大一统王朝，国内各地治安都很差，很多地方大员都采取高压政策打击盗贼乱军，你不杀乱军，乱军就要杀你。

　　虽说事出有因，但辛弃疾两项罪名至少不是凭空捏造，为了平息朝廷中对辛弃疾巨大的争议，孝宗免去了辛弃疾地方官的职务，给他封了个提举冲佑观的闲职。

　　满腔热血、壮志未酬的辛弃疾没想到，自己这一罢官就是二十年，而二十年后的那场大战，竟是自己人生最接近北伐梦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