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义兴三年，大清顺治四年，明清两朝的战线上，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平静。李来亨、郭君镇对山西的攻击并没有扩大化，尝试了几次突击之后便转为防守。
丁启睿终究没有胆子在归德发动起义，但是他提供了清军活动的情报，所以举家南逃之后，武昌朝廷还是收容了他，正好严起恒被撵走了，丁启睿便顶了他的班。这个连崇祯都能讨好的人比严起恒识相得多了，虽然论能力尚不及严起恒，但是合作态度好得多。
明军和清军都在默默舔舐伤口，春季的一系列大型会战，让双方均死伤惨重，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死去几万人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如果死的全都是国家的正规军，那就是极其严重的事情了。
虽然演义小说里动不动就拉出几十万大军来，然而在大工业时代到来以前，千八百人的战兵都是足以改变国家的力量。对于清朝这个依靠军事强权建立的国家来说，这一点更加重要。
损失的兵力需要补充，粮饷军械需要重新筹集，明军和清军都需要大量时间来整军备战，但是双方整军的难度并不相同。明军一直在持续地招兵买马，只要将在后方训练的新兵以及伤愈归队的老兵补充进军队即可。虽然新人们在经验上自然是远不及那些死去的老兵，但是已经接受了半年的训练，恢复了体能，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有足够的组织纪律性，只要经过战争考验，很快就能融入老兵之中。
清军的恢复速度其实也很快，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李成栋、高第、姜瓖、董学礼等部的兵力都在迅速膨胀。董学礼去年出卖吴三桂的事情清廷也有所耳闻，但是也没有太确凿的真凭实据，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满洲诸王也顾不上计较替吴三桂伸张正义的事了。
但是作为清军战斗力核心的八旗兵，却没那么容易恢复。有一大批汉人和蒙古人被编入了旗籍，为了补充满八旗，清廷命令蒙古科尔沁诸王公将他们辖下的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丁口上万献出，编为八十四个佐领。从刚入关开始，清朝就开始搜括东北平原上的各个民族的兵员，这两年强行迁移东海女真赫哲人约两千丁，编成四十个“新满洲佐领”。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人也被清朝强行整编为四十个佐领。如果是在和平年代，这些人口会渐渐同化于满洲人，可是现在，清朝没有这个时间了。锡伯人、卦尔察人，在当年的九部联军之战中都是努尔哈赤的对手，而且这两个部族虽然也都属于通古斯语族，但是和蒙古人的关系很密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甚至干脆就拿他们当蒙古人看待。赫哲人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也并不紧密，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时期，爱新觉罗家族十七次出兵攻打东海女真，掳回大量人口充实八旗，清朝强盛之际，赫哲人也能顺服清朝，可是现在清朝在对明作战中连连损兵折将，还要强征赫哲人去关内当炮灰，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旧账也开始在赫哲人心中慢慢浮现了。至于索伦人，更是和皇太极构建起来的满洲共同体关系不大，其中的达斡尔部所用的甚至是蒙古语族的语言。此时俄罗斯已经开始进犯黑龙江流域，索伦人臣服于清朝，本是指望清朝能庇护他们，现在反而要让他们抛下正在遭受侵略的家乡去为清朝卖命，去打他们听都没听说过的什么汉人流寇，这显然也不是什么受人拥护的举措。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满洲八旗恢复到了五万余丁，可是在质量上与入关之前相比已经大大下降。渔猎民族的男人可以是天生的战士、弓箭手或骑手，却不是天生的军人，军队要有严格的军事纪律来约束，这些被不情不愿地临时征召来的各族兵将，现在还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满洲人，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磨合，不可能达到那些出自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的老兵的战斗力。
清朝还要求朝鲜出兵参战，朝鲜在万历朝鲜战争之后就组织了自己的鸟铳队，在后来和清朝的历次作战中，表现都不错。清朝以武力强逼朝鲜臣服之后，也没少征调朝鲜的鸟铳队和水师对付明朝。这一次，清朝再次要求朝鲜派兵，而且强征朝鲜水师的一批船只交给洪承畴。
为了承担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军费开销，清朝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加倍聚敛，废除三饷早就已经是一句空话了，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地暴敛横征，各种苛捐杂税与崇祯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代价就是统治能力的下降和占领区内更多的农民起义和包衣逃亡。张家玉更熟悉广东事务，留在了武昌朝廷，马宝、庄鼐、马应试又从海路回到了山东，山东不再设权将军，由马宝、谢迁两个制将军指挥。原本负责围剿谢迁的清军胶州总兵海时行突然宣布反正，加入了马宝麾下，陈奇策建立了从舟山到胶州的航线，不断向马宝提供物资供应，谢迁则把鲁中、鲁西、鲁北的逃人、流民大量吸纳进队伍，按照过去闯军的模式攻州破县，杀富济贫，山东战场成为了令清军深陷其中的泥潭。
同时出事的还有外藩蒙古，去年察哈尔苏尼特部的郡王腾机思突然投奔了喀尔喀的车臣汗硕垒，在蒙古各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腾机思在崇德四年就归顺了清朝，次年迎娶郡主，成为了额驸。但是在利益面前，亲戚就是用来出卖的。当年纵横欧亚的蒙古人岂是那么容易就能臣服于人的，此事一出，土谢图汗衮布也站在了硕垒和腾机思一边。札萨克图汗素巴第此时还不愿和清朝撕破脸，但是他致顺治皇帝的书信也十分悖慢无礼，清朝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喀尔喀蒙古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