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刘芳亮试着推行新的田法，但是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还是没人。瑞金等县所有识字的人都被闯军利用起来了，才实现了对所有田兵组织的管理。如果将这个制度推广开来，很明显闯军的干部队伍严重不足。
在这个问题上，刘宗敏和刘芳亮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们总不能凭空变出人才来，只能尽力网罗所有识字的人，落魄读书人、小商人、店伙，甚至于和尚道士、游方郎中，只要是能看懂账本的人一概全收。如今武昌朝廷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是继承自大顺朝，不以八股取士，而以策论为主，由各府自行组织，标准放得极低，只要写出来的文章能让考官勉强看懂也就是了，还有别在文章里大骂闯贼。闯军将领们也不得不承认，如今这个环境是不可能把士绅排斥在政权之外的，另一方面是，士绅也不见得都想和他们合作，所以刘芳亮在江西采用的是近似于强迫的手段，要求所有识字的士绅子弟都参加科举。如此低标准的科举当然也不会用来考选什么正职官员，为了不让士绅子弟觉得自己变成了胥吏贱役，刘芳亮特意设了“外委典史”“额外典史”这两个官职，典史本来就是未入流的小官了，还“外委”“额外”，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了，但既然还是典史，那就是朝廷命官，不是胥吏，能被士绅子弟们接受。刘芳亮不许士绅子弟在家乡任职，至少要调到别的县去。
田制的改革毕竟急不得，宋献策提出在军队中教士兵识字，将来伤残和年龄大的军人可以充实到地方去，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慢慢搞，一个县一个县来。等到新政权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人力资源越来越充沛，自然能把新田制在更广泛的区域中推行下去。
当然，这种比原来的明朝“严苛”得多的制度会激起士绅们的强烈不满，之所以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无非是因为最能打的几个军阀都被闯军收编或消灭，地主们没有枪杆子倚仗而已。刘芳亮已经发现很多人在和郑芝龙联络，只不过郑芝龙根本无意出兵管江西的事，有赣州的张洪部威慑，田兵的势力也很强大，所以短时间内还没人敢轻举妄动。
虽然刘宗敏和刘芳亮并不太在乎士绅们满意还是不满意，但眼下大敌当前，还是要照顾一下他们的情绪的。揭重熙的话不无道理，如果开罪士绅太过，对于武昌朝廷这个新政权是不利的。如今闯军虽然打着大明皇帝的旗号，可行事还是原来大顺军的作风，每到一地，必先清算民愤极大的豪绅恶霸，这个清算的尺度在哪，就得看派驻各地的将领如何掌握了。比如李过、袁宗第都是相对严酷的，高一功、刘体纯则比较温和。这种清算方法难免有漏网的，也难免有冤枉的，刘宗敏已经下令尽量不执行死刑，能发配就发配，发配错了还能纠正，杀错了人可就没法挽回了。不过这点温和并不能让士绅们对闯军的印象改观，士绅们对闯军的支持之处在于闯军维护了社会秩序，组织恢复生产，让他们的安全有了保障，不至于时时被土匪流贼袭击，但是闯军的很多举措也侵害了士绅的利益。在北方时，刘宗敏已经深刻领会到了这种冲突，闯军不承认士绅的各种特权，这些特权有很多就算在原来的大明也是非法的，因此总是有相当的一批士绅一有机会就要背叛闯军。
但是刘宗敏也明白，不管怎么讨好士绅，都是不能赢得他们的忠诚的，大明朝的皇帝对他们够好了，可他们背叛大明的时候也干净利索得很。唯一让士绅不叛变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认为将来得天下的会是闯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绅之中当然也有忠义之士，瞿式耜、揭重熙这样的，是可以喻于义的，只要坚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收复两京，直捣黄龙”这样的根本政治目标，他们就算不合作，至少也不会在背后捅刀子。但是对于那些只能喻于利的人，刘宗敏没有足够的利去给他们，只能尽可能地把他们绑上自己的战车。
一方面是开科取士，授予官职，不过刘宗敏给他们的官职基本上都在贵州、广西、琼州这些明朝统治不稳固的地区，本来官府的工作量就很大，因此多设副职，把大量的湘赣士绅派去担任同知、通判、县丞、主簿、教谕、训导这样的官职。毕竟有以朱慈烺这个崇祯皇帝正统继承人为旗号的大明朝廷作为背书，士绅们对这样的任命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倒有不少觉得这是晋身之机。另一方面，刘宗敏决定重建勇卫营，作为天子禁军。勇卫营的主将由黄飞担任，作为黄得功的义子，他是原崇祯皇帝的勇卫营剩下的最后余脉，担任这个职务名正言顺。当然这么重要的事也不可能全由黄飞一个人负责，刘体纯的弟弟刘体统做他的副手。刘宗敏下令，从南方各省抽调“名门良家之子”加入勇卫营。所有勇卫营的成员全都是地方上名门望族的子弟，或是有功名的士绅，或是卫所军官，或是土司。一方面这是一种荣誉，一方面也是以他们作为人质。明朝重文轻武的风气很重，但是由于明末乱世的冲击，这种观念有所改观，读书人家的子弟从军也不稀奇了。比如说秦良玉的父亲秦葵就是文人，但他的三子一女都是军人。更何况加入勇卫营，即授从九品的官职，比那些“外委典史”还要强。明朝卫所军官的子弟更是组建勇卫营的核心，这些世袭的卫所军官基本上都已经成了本地的豪族，家族之中还常有人参加科举获得功名。他们世代从军，对加入勇卫营一事极为积极。就连闯军没有控制的南直隶、浙江、福建，都有人把族中子弟送来，毕竟现在天下大势尚未可知，有很多人有骑墙观望的打算，比如说家在福建的士绅，往往本人在唐监国政权做官，却把自己的儿子派来到江西为武昌朝廷效力，这样无论将来谁能夺取天下，他们家族都能保全。刘宗敏虽然鄙视他们，但是这样的人至少会为了留后路不死心塌地为清朝卖命，所以还是得拉拢他们。
勇卫营的定额为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一百人，陕西二百人，浙江、福建、四川、云南三百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五百人，南直隶六百人，湖广一千人，此外还有闯军子弟八百人，收编的明军将领子弟八百人，总计七千人。即便是已经沦陷的北方，也有不少士绅、将领南逃，挑出几百个代表还是没问题的。刘宗敏并未指望勇卫营的战斗力，这七千人主要起到仪仗和武昌警卫的作用。这支军队代表着几千个举足轻重的家族，虽然刘宗敏不会天真到以为有了人质就能防止背叛，但至少可以让这些豪族在考虑要不要背叛的时候犹豫迟疑。
想要不被出卖，关键还是足够强大。李自成进京的一路上，整个北方的士绅武将无不俯首听命，又有几个敢背叛？而山海关大战之后，这些人纷纷换了一副嘴脸，卖国降清。他们对闯军忠诚是因为他们以为闯军能得天下，他们背叛闯军也是因为他们以为清朝要得天下。想获得刘芳亮、袁宗第这种光明磊落的好汉的忠诚，你得对他们以诚相待，生死与共，想获得瞿式耜、袁继咸这种有节操的文人的忠诚，你得做符合他们的理想的事。而要获得那些为稻粱谋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的忠诚，你得让他们相信投靠你是最优选择。而最直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场的上胜利。闯军能顺利接收湘赣两广，固然靠了朱慈烺提供的大义名分，但最关键的还是因为整个南方的军阀没有一个打得过闯军。清军不会给闯军太多时间，下一次的攻击马上就会到来，如果不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或者至少挡住清军的攻击，使多少心机、用什么政策都是白费。等着挨打可不是闯军的习惯，与其坐等清军来攻，还不如把战场推到敌占区去。更何况，闯军早就为这一天做好准备了，反击的狼烟即将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