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是一段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年代，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和西端，它都被称为“三十年战争时代”，并以此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在欧洲，从一六一八年的掷出窗外事件开始，多年来积攒的政治、经济、宗教矛盾全面爆发，直到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欧洲的格局得到重塑，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由此形成。
在东亚，一六一八年发生在明帝国东北边陲的一场土司叛乱最终演化为了一场席卷半个国家的大灾难。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终挽救了国家的竟然是一群奄奄待毙的农民，他们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使用木棍和农具作战的土匪变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军团。那些曾经鞭笞他们的贵族和官僚，只能在他们军刀的保护下做着记室的工作。
三十年的明清战争，一般被视为前明和后明两个朝代的分界线，虽然前明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朱慈烺在明清战争结束后又在位长达二十年，但是并没有谁觉得他真的是皇帝。一六六八年，他的保护者李定国刚一去世，他就宣布因为悲伤过度，前往北京郊外的一座寺庙当了僧侣。因为他原本是皇帝，所以当了和尚也得是住持，这让原来的住持行痴大师很不开心，因为他本来也是个皇帝——大清国的顺治皇帝，十岁出家，熬了二十年才混上住持，现在居然又空降下一个皇帝来当住持，真真岂有此理。
不管怎么说，由以朱元璋为首的一群农民起义者在一三六八年创立的明朝，经过了三百年的风云变幻，最终又被另一群农民起义者终结了。
农民成了将军之后，还会是农民吗？
有的人是，有的人不是，但不管他们是不是，他们的儿子肯定不是。
李定国就是那种当了将军之后还用农民的思维思考问题的人。当接受了清朝摄政王岳乐的投降之后，他自豪地宣布：“今两京恢复，海内一统，虏患既灭，我辈当与百姓共享太平。”他甚至有撤销征虏大将军一职，还政皇帝的想法。袁宗第、白文选等人急忙制止，眼下河套、青海尚有蒙古扰乱，黑龙江有俄罗斯侵扰，在南海与荷兰人、西班牙人的矛盾还没解决，虏尚未平，大将军还得接着当。
这一当就又是二十年。明帝国的首都迁回了北京，但是李定国却长驻西安、延安、榆林、宁夏、兰州、甘州等地，他说自己既然是征虏大将军，理当在前线主持军务才对。于是北京的朝政，实际上是由内阁首辅牛金星，以及袁宗第、孙可望两个副将军来负责。李定国如果在北京，还会尊重一下皇帝，遇事请示汇报，当然皇帝也不可能不同意。而这三位根本没拿皇帝当回事，后来干脆连玉玺都直接放在牛金星那里。当然有一些忠于明朝的大臣反对，但是孙可望总有办法找到他们每个人些贪污的证据，实在有极个别人真找不出来，那不是还能编嘛，然后这些人就通通去帝汶或者库页岛推广中华文明了。
李定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平息了青海与河套的边患。蒙古人固然可以游牧，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是搬不走的，那就是水源，随着蒙古族人口的增长，水源问题更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瓶颈。藏传佛教在蒙古兴盛之后，也是在有水源的地方设立寺庙。水源周围会聚集商人、工匠，甚至有的蒙古人开始开垦耕种，所以就变得跑得了喇嘛跑不了庙。
李定国采用的是最笨的办法，在每个水源处修筑要塞，所有归附的蒙古部落，全都统计人口、编制壮丁、划定牧场。按照百户所、千户所、万户所对蒙古人进行编制，和在山海关外一样，用蒙古贵族管理民政，明军将领负责军务。当一个地方的定居者足够多，就给予土司一定的钱财爵禄进行赎买，改为流官管理的州县。内札萨克蒙古在明清战争中多次随同清军入关作战，死伤惨重，在随后明军的报复行动中，一批亲清的王公被杀，实力大衰。蒙古贵族内部本就矛盾重重，那些在清朝强盛期间被压制的失败者们，又变成了明朝的万户、千户、百户。漠南蒙古各部长期与明朝戍边军队及走西口的商人和移民混居、通婚，渐渐形成了与单纯的蒙古人或汉人都不同的独特文化。因为明军军官多为陕北人，而商人多为山西人，晋语就成了各个定居点的主流口音。经过上百年的融合，内蒙古人使用一种以晋语为基础，混合了蒙古语、兰银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的独特方言，因为大量人口从事牧业，在生活习惯上则更多地是蒙古风格。直到后来大量的工矿人口涌入，内蒙古的人口结构才发生又一次重大改变。不过终李定国一生，能真正管辖的也只有内蒙古和青海河湟一带，因为这些地方适合军队屯戍，即便是游牧区，也在明朝边军的攻击半径之内，更远的地方就鞭长莫及了。大体上来说，明清战争结束之后的这几十年中，明朝与蒙古虽然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始终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叶尔羌汗国在蒙古准噶尔汗国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土伦泰夜叩嘉峪关，请求明朝看在昔年在陕甘共同抗清的情分上出兵救援，存亡续绝，刚建立不久的后明政权才重新开始大规模对边疆用兵。
总之，在李定国执政的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明朝的总体方针就是休养生息，恢复明清战争的创伤。但是从一六六四年起，李定国的健康状况逐渐不佳，人们开始有了担忧，如果没有了李定国的幕府，天下将往何处去？
其实在李定国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心中已经猜到了正确答案，牛金星在义兴八年便病故了，之后历任内阁首辅没有一个做得长久，没有了牛金星在闯军将领中的人脉，内阁辅臣们完全成了孙可望和袁宗第的师爷。瞿式耜、堵胤锡等一批忠明派官员陆续遭到“被致仕”，一个个因为守制、年老、身体不佳等各种原因被撵回老家去了。袁宗第本无治国之才，二十年日积月累下来，满朝文武尽是孙可望党羽。
和德川家康一样，孙可望的一大优势是年纪小又活得长，老一辈的闯军大将几乎都是他的父辈。二十年的光阴带走了太多的人，到李定国去世的时候，刘芳亮、刘体纯、刘希尧、刘汝魁、田虎、张能、贺珍都已不在人世，连刘文秀都去世了，袁宗第已经是个六旬老人，又缠绵病榻多年，自然也不可能与孙可望相争，剩下郝摇旗、贺兰、杨彦昌、周凤梧、刘体统、袁宗道、郭君镇这些老头子，哪里还掀得起什么浪头。更何况这些人对于孙可望虽然没什么好感，但是对于孙可望篡夺大明一事也都觉得事不关己。也有一些闯军旧人认为，闯军才是反明抗清的核心主力，要做皇帝也该李来亨做才是，可李来亨本人并无这样的想法，他长年待在在甘肃前线，对朝政从无干预，和闯军老兄弟们的来往都不多了。此时担任各省权将军的，是白文选、王复臣、王尚礼、王自奇、马进忠、张虎、马宝、冯双礼这些人，自然对孙可望无有不遵，这些人虽然没有摧大敌、斩名王的奇功，但也都是真刀真枪和清军厮杀过，对抗清救国有重大贡献的人，孙可望本人在河南、山西战场上的功绩也不逊于闯军大将们。都是当年并肩战斗的兄弟，既然闯军诸将已经老迈，由他们来执掌天下也并非什么不可接受之事。所以至少在明面上，闯军元勋们没有一个表示出对孙可望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