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医借“孔雀胆”讥讽李东阳软弱无能，在刘瑾面前一味妥协，节节败退。这类事情对于李东阳而言已不是第一次。从刘瑾掌权至今，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刘大夏、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戴珊，总督杨一清，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槃、黄昭，还有几十位给事中和御史，这些人一个个地被刘瑾打击和迫害。李东阳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刘瑾打算对他们中的一些人痛下杀手时，尽量从一旁劝解，最大限度地减轻对他们的责罚。为了维持与刘瑾的和睦关系，他还要假装对刘瑾的一些政见极力赞同，同时应刘瑾的邀请，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他委曲求全的良苦用心并不能获得朝中那些正直官员的谅解。最近几个月，不断有官员站出来指责他“摧眉折腰事宦官”，不配做百官表率。李东阳有个叫罗玘的门生，更是直接上书弹劾李东阳尸位素餐，有负皇恩，建议他告老归田，并且请求朝廷削除自己李东阳门生的身份。
所有这些来自同僚的批评，无不令李东阳心如刀绞。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尤其是在这种敏感时期，他更加不愿每日与宦官共事，自毁声誉。事实上，从1506年10月到1508年3月，李东阳已经先后五次向皇帝提交辞呈，但皇帝始终不予批准。
于是，起码有三个充满悖论的谜题摆在了李东阳个人乃至整个文官集团面前：
首先，当初三位大学士一起递交辞呈，皇帝为什么偏偏留下了李东阳？
其次，就目前形成的权力格局而言，李东阳已经基本被架空，刘瑾似乎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杀害政敌和发号施令。可为什么刘瑾十次有九次还会或多或少地听从李东阳的劝阻呢？
最后，在与八虎的这场战争中，文官集团拥有绝对正义并且正当的出发点——维护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他们在斗争中也确实展现出上下一心的团结和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为什么结果却是屡战屡败？难道皇帝连最起码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都没有吗？
这表面上是三个问题，实际却是同一个问题。而且问题的关键只有两个字：皇帝——一个始终在两大集团的争斗中佯装置身事外的青年君主。
当时，刘瑾传圣上旨意，准许刘健、谢迁告老还乡，唯独让李东阳继续留在内阁。消息一传出，官员们普遍认为是因为之前群臣在商议铲除八虎时，刘健、谢迁都言辞激烈，李东阳则相对低调。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长期误导着文官集团，使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议事时，李东阳虽然没有像刘健、谢迁那样义愤填膺地表达出对八虎的痛恨，但他要求处死八虎的立场，和大家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刘瑾不可能单独放过他。而且，将三位大学士一起废掉，再通通换上自己的人，对于刘瑾而言岂不是更有利？
所以，真相就是——留下李东阳是正德帝朱厚照本人的意思。刘瑾虽然建议批准李东阳的辞官，但皇帝执意把他留下。这样的特别关照显然使刘瑾感到十分意外，他弄不清楚眼前的李东阳到底是什么底细，之后也就不得不对他忌惮三分。
文官集团之所以一败再败，损兵折将，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自己的对手是宦官，在斗争中皇帝偏袒或者说纵容了宦官。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对手是皇帝，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的工具和障眼法。
为了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有必要先对皇权、相权、宦官势力和文官集团这四者，作一个“梦里无痛几分钟”的简要分析。
封建王朝中，最典型的权力斗争形式是皇权和相权的斗争。丞相作为政府运作机制的主要规划者和最高负责人，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凝聚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从而对皇权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就必须考虑如何在利用丞相管理国家事务和官僚队伍的同时，分解和制衡丞相的权力。
而到明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明太祖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之后，出于对丞相一职的极端不信任，终于将其废除。从春秋时代延续下来的丞相制度走向终结。丞相一职被取消后，整个官僚集团中就再也没有人能对皇权形成致命威胁。从安全角度来说，皇帝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失去丞相的辅助，皇帝在亲自处理无比繁重的国家事务时，越发表现得力不从心。于是，皇帝又被迫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内阁，作为自己的私人办事机构。
就内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性而言，皇帝显然是想把内阁打造成自己个人势力的一座堡垒。但事实恰恰相反，大学士们都是从普通文官中产生，平时跟他们一起合作处理政务，又与普通文官拥有毫无二致的政治信仰，是真正的“从文官中来，到文官中去”，所以在选择站队时，他们出于本能地站到了文官集团那边，并且逐渐成为文官集团的领袖。最终，丞相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完备的文官集团，它绝对不会谋朝篡位，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架空君主的权力。聪明反被聪明误，梦醒时分的明朝皇帝们最终意识到，自己仿佛是送走了一个恐怖分子，却迎来了一个恐怖组织。
那么，一个高度完备的文官集团，对于皇帝行使个人意志，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不妨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提到的。在黄先生这本家喻户晓的著作中，他向我们介绍了万历皇帝想要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文官们认为有违祖制，坚决主张册立皇长子朱常洛。皇帝认为这是家事，官员们认为这是国事。在双方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拉锯战之后，皇帝最终极不情愿地选择让步。
万历帝身为一国之君，竟然由于文官集团的阻挠，最终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皇位继承人。他大概从此患上了和张永同样的病——抑郁症。他不再参加各类重要的皇家典礼；更重要的是，他拒绝对高级官员的职位变动申请作出任何批复。没有皇帝的批准，高级官员没法正常退休和离职，下面的官员也无法递补，最后直接导致大量中下层官员失去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文官们怨声载道，却又对他们那位装聋作哑的君主毫无办法。万历帝借助这种消极的不作为，表达了他对文官集团的痛恨。这无论对于朝政，还是皇帝本人，都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君臣双方在情感上留下无法弥合的深创剧痛。
透过如悼文般悲戚的历史记载，后人仿佛能够看到一个伤心已极的君主形象，他摇摇晃晃地站在宿命的寒风里，以一种破罐破摔的挑衅态度冲着他的官员们大喊：“来呀！互相伤害呀！”
另一个例子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提出的。1768年，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起一种说法：和尚、道士和石匠一类的人正在从事利用妖术摄取男童魂魄的活动。
在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们看来，这种谣言根本不值一驳。但民众信以为真，他们出于恐慌而对地方政府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地方官将一些无辜的嫌疑人逮捕收监。紧接着，部分官僚迫于来自上层的压力，把涉案人员屈打成招。一个显而易见的迷信传说，最终发展成轰动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事件。
真相大白后，在位的乾隆皇帝对整个事件的处理也颇耐人寻味：他轻判了将疑犯屈打成招的官员（可以说是罪魁祸首），反而对办案迟缓的官员施以重罚。孔飞力先生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乾隆皇帝早就对文官集团庸政懒政、相互包庇的行为咬牙切齿，他通过种种措施对此类风气进行打击，却总是被文官集团通过相应的方式化解。一个极富政治智慧和魄力的盛世君王，面对庞大而“狡猾”的文官集团，只能望洋兴叹。他在叫魂案中，刻意重罚散漫、瞒报的官吏，就是他长期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发泄。
那么，万历和乾隆为什么没有对文官集团进行破坏性的打击呢？因为他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君主，首先追求的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他们很清楚文官集团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文官集团都做出了阻碍皇帝个人决策、甚至是伤害他们个人情感的事，但前者的存在绝对是利大于弊。
但李东阳他们所面对的正德皇帝却不同。他首先追求的不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而是他本人个性的解放和行为的自由，就是“你们尽管庄重严肃地去探讨着装和品位的关系，朕反正要在裸奔运动里诠释傲人身姿”。
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个有着广泛兴趣爱好的年轻人。他酷爱音乐、射箭和骑马，尤其对军旅生活有着强烈的憧憬，梦想做一名冲锋陷阵的将军。在文官们看来，这些追求无不与皇帝的身份格格不入。他生为天子，就应该养尊处优、温和沉厚。朱厚照或许认同这一点，但他偏偏不甘心，偏偏要摆脱命运的束缚。文官集团阻止他实现理想，他便要利用宦官来对其进行打击。警告性的打击如果收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那就进行破坏性的打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刘瑾跟皇帝说“请您顾念旧情，饶我们一死”，皇帝只是稍稍动摇；当刘瑾又说道“群臣除掉我们八人，只是为了削弱您的力量，孤立您，好让您彻底受制于他们”，皇帝的心立马受到了震动，当即决定赦免刘瑾等人，并让他们执掌大权。
最后谈到宦官势力。在明朝以前，宦官很少能发展壮大成一股足够左右时局的政治力量。一般只有当皇权特别羸弱的时候，宦官才有机会疯狂发展自己的势力。要么是皇帝的智力和情感发育不健全，傻到宦官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如秦二世。要么是皇帝年龄特别小，连尿炕的毛病还没改掉，根本没有能力正常行使皇权，宦官得以凭借皇帝保姆甚至监护人的身份窃取政治利益，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如汉灵帝刘宏。此外，还有一个特例，就是汉桓帝刘志。他本人对宦官抱有强烈好感，以至于认为，用宦官代替文官作为执掌朝政的中坚力量是天经地义的事。文臣一旦得罪宦官，比得罪他本人还要令他火冒三丈。这牵涉到个人的独特品味和认知标准，所以说是特例。也就是说，无论是宦官势力与相权的斗争，还是宦官势力与皇权的斗争，都只能算作封建社会权力斗争的非典型形式。
此时的正德皇帝已经成长为一位聪明、强健的青年，既不弱智，也不年幼。因此，宦官势力取代他统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本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尽情地利用这股势力为自己服务。让八虎掌权后，他又故意留下了李东阳与八虎周旋。他深知李东阳的作风相对软弱，又势单力孤，肯定斗不过八虎；但有李东阳在，文官机构即使千疮百孔，却还不至于全军覆没。一股占据上风的宦官势力和一个能够勉强对宦官形成牵制的文官集团，是最符合正德皇帝个人利益的。
李东阳等人看不透这一点，也很难看透这一点。就好像大臣们跟着皇帝一起下馆子，皇帝总夸这家馆子好。他们通过观察，发现这家馆子确实不错，不仅味美量足、干净卫生，而且价格低廉，于是纷纷赞誉皇帝是个美食家。最后，有个古灵精怪的官员指出，其实大家都错了，皇帝是看这家的老板娘长得好看，穿着又性感。大臣们赶忙打量一下老板娘，只见她芳姿萌动，大胆开放却又保留着一层神秘，宛如文君再世，我见犹怜，这才意识到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
果真如此吗？非也。事实是皇帝不顾反对，乱服道士的丹药，导致患上味觉障碍，所有山珍海味入口都如草具一般。为了不让官员们发现，他故意隔三差五带着大家下馆子，还刻意安排人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老板娘身上，以此混淆视听。
同坐在一家馆子里，文官们之所以弄不清皇帝喜欢它哪里，是因为皇帝根本就不喜欢它。
看不透实情也不是文官们的错。换言之，即使看透，他们也别无选择。制度注定让他们成为牺牲品。一个天生不适合做皇帝的人，却偏偏坐在了皇帝的位置上。这是个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旅行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接下来自然很难看到期盼的风景。
……………………………………………………
有人在睡梦中死去，有人在噩梦里挣扎，有人干脆梦做到一半，跳起来去梦游了。李梦阳就是个梦游的人。他迈着踉跄的舞步，时进时退，忽左忽右，还颇有几分艺术美感。
被革职之后，李梦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练习书法。董婉对此大为不快。她觉得李梦阳是在逃避现实，自暴自弃。但她又不敢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上次吵架时，李梦阳扬言要让葱管儿做家里的女主人，这话被董婉记到了心里。为此，她近来言行收敛了很多，对李梦阳处处谦让。
到了晚上，床榻之间，她甚至还会主动迎合李梦阳。以前，她可以任由李梦阳跑到院里冲冷水澡。现在，她害怕李梦阳一旦走出卧房的门，就转身进了葱管儿的屋。但她毕竟不擅长这一套，只晓得用双腿紧紧夹住李梦阳的腰。有几次李梦阳感觉自己的腰都要断了。她叫得也很假。有时梦阳犹在宽衣，她就开始尖着嗓子一通乱叫，差点把梦阳吓得跳起来。她喊得尤为卖力时，声音仿佛是回光返照的重伤病员。第二天起床后，梦阳的脑袋还嗡嗡作响，听人说话也听不太清。但他毫无怨言，他觉得跟以前相比，自己现在享受的简直就是皇上的待遇。不，比皇上还好，应该是刘瑾的待遇。不，肯定比刘瑾还要好。因为刘瑾是公公，做不了这种事，他想被吓一跳，想腰断，想耳鸣，还没有机会呢。
李梦阳偶尔离开书房时，董婉会带着葱管儿溜进去看看。她们一前一后，像两只溜进鸡舍的黄鼠狼，既强烈紧张又无比兴奋，藏着一探究竟的野心，并做好随时抱头逃窜的准备。幸好梦阳没在地上桌上藏老鼠夹子，不然二人肯定就地被俘。
董婉拿起梦阳桌上的书法习作，皱起眉头道：“他这练的是什么体？谁都知道，他向来书法专攻颜真卿，写的一首好颜体。现在这字怎么又瘦又怪？”
葱管儿也凑过来看那些字，她把眼睛睁得很大，看看这一张，又看看那一张，最后一脸疑惑地说：“没有呀。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写得多工整呀！”
董婉白了她一眼：“你懂什么！”随后又说道：“他这人现在越来越古怪。字也好，人也好，都是不可理喻。”
葱管儿吐吐舌头，不再说话。
两人又翻来找去，没看到有什么新奇的物件，害怕梦阳随时回来，只得败兴而归。
董婉照旧偷偷查阅梦阳的日常信件，一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都是些诗词唱和，以及朋友间的日常问候。她开始还很不甘心，但转念一想：“没有发现问题，说明他最近变得安分了。这是一桩好事。”随即又感到高兴。
好景不长。到了五月底，董婉发现李梦阳有些坐不住了，字也练得越来越少，经常偷偷写一些东西，随后又烧掉。终于有一次，她趁李梦阳外出跳广场舞时，在他的一堆书稿中找到两封信，封口全部封上了火漆。她知道信当中一定有蹊跷，可又不敢打开。因为一旦拆开，火漆印势必无法复原，李梦阳回来后就会发现。于是，她命令下人把信火速送到董进之的府上。
几个时辰后，董进之差人把信又送了回来，并且告诉董婉“信的内容老爷已经看过，并无要紧的东西”。董婉看看两封信的封口，完好无损。她想不明白父亲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信拆开的，只感慨父亲真是神通广大。
董进之当然没有这样的神通。复原火漆印是东厂的手笔。秦汉时期，人们还在使用竹简作为书写载体。当时给竹简封口的办法是先涂上泥块，再往泥块上加盖写信人的玺印，最后将泥块烤干，称为“封泥”。“封泥”后来使用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火漆印”。方法是先取来小块儿的火漆，加热熔化后，滴在信件的封口处，然后在上面盖上印章。这种密封方式相当稳妥，别人无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窥探信件的内容。但是到了明朝，东、西二厂的工匠们开始掌握了火漆印的还原之法。还原后，根本看不出任何拆开过的痕迹，堪称神奇。据说，一百多年后的欧洲大陆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掌握了还原火漆印的秘技。他将全国各地的权贵都接到新建成的凡尔赛宫居住，并对他们的日常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其中就包括拆阅他们的信件。由于火漆印得以还原，所以大臣们对此浑然不知。
董进之显然欺骗了自己的女儿，两封信的内容全都非同小可，以至于打开后就被直接送到东厂提督丘聚的手上。从内容来看，其中一封信是李梦阳写给刘瑾的。信中提到，李梦阳之前托人送给刘瑾六万两银子，其中五万两是杨一清孝敬刘瑾的，目的是拜托刘瑾将其官复原职；另外一万两是李梦阳本人送的，希望刘瑾不计前嫌，放弃追究他以往的过失。还有一封，经丘聚辨认，是刘瑾的亲笔信，说的是另一件事。信里提及，刘瑾已着手安排宦官黄伟的升迁事宜，等到把现任东厂提督丘聚调离之后，便让黄伟接手东厂。至于为什么要把信写给李梦阳，从信中的一些说辞来看，好像是黄伟和李梦阳曾有旧交，黄本人和刘瑾又不大相熟，所以请李梦阳作为中间人，代为操办此事。
“哈哈哈哈……”在东厂的侧厅里突然回荡起一阵失身少女一般的笑声。这种淫邪且放肆的笑是丘聚所独有的。每当他这么笑时，下属们都会莫名生出一种贞操被玷污的屈辱感。这种感觉虽无比真实，却难以言说。因为他们不可能跑到皇上面前去状告自己的上司用笑声奸污了自己，皇上必然不会受理，反而会责怪他们矫情。好在丘聚也不经常笑，下属们被侵犯得并不频繁，否则他们一定会怀疑自己每天在青楼上班。
丘聚一手拿着展开的信笺，一手拍着桌案，笑得前仰后合：“好好好，刘老兄呀刘老兄，你到底是收了他谷大用和黄伟多少银子？做人何必鬼鬼祟祟，想要夺东厂这把交椅，我丘某人双手奉上便是！”尽管恐惧和疑虑同时在他内心疯狂生长，却都不足以让这样一位特务首领甘心沦为危急时刻的退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