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庆州通过一系列军事、经济改革，建立了一套立体而高效的边防体系，大顺城坚固的防御能力，有效地阻止了西夏多次进犯，在保卫边疆和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人也给予范仲淹很高的评价：“千秋功业范公崇，贤圣于怀百代宗。御外内安裕家国，儆贪儒立挽颓风。”

　　为彰显范仲淹在华池戍边安邦的丰功伟绩，传承其先优后乐的道德风骨，华池县委、县政府于2005年筹划集资兴修范公祠，于2008年11月竣工。范公祠现已成为双塔森林公园的龙头景点，游人络绎不绝，前来纪念这位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范仲淹不但自己厉害，他的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都是朝廷的栋梁之材。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范仲淹和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粹父子四人，在各自的仕途中，都与一座城市的命运紧密相连。这座城市并非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府（河南开封），而是远在西北的庆州。

　　自此，庆州与范仲淹结下了超越历史长河的不解之缘。

　　如果说范仲淹点燃了西北边塞的和平薪火，无疑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粹就是薪火的传承者。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离开了庆州，回京出任枢密副使。临行前，范纯佑一路护送父亲出庆州境，在一处凉亭准备薄酒送行，父亲描绘了庆州未来的蓝图，正是这样的一幅蓝图，使范氏一门四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接力棒正式传到了儿子们的手中。

　　故人讲门当户对，我觉得有很大的道理。就好比现在人讲基因，基因强大的人就聪明，基因是会遗传的，就连亲子鉴定都要检测基因序列。

　　范仲淹的强大与聪明完完全全的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后人均为他们立传铭记。

　　范纯佑幼年时聪明绝顶，悟性极高，有着高尚的节操和德行。十岁的时候就能谈诸子百家，会写文章，得到很多人赞赏。

　　宋时，年轻的儿子，都有跟随父亲历练的惯例。

　　纯佑刚成年，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即随父亲范仲淹戍边，屡立战功。宝元中，西夏叛，仲淹连官关陕，皆将兵。纯佑与将卒错处，钩深擿隐，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无失，而屡有功。

　　范纯佑的聪明和谋略得到了父亲的赏识，他把夺取马铺寨的最高指挥权交到了儿子的手中，实践证明了范纯佑杰出的军事才能。

　　夺取马铺寨为修筑大顺城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西夏军不敢冒险进犯，也进一步检验了范纯佑的能力。

　　明嘉靖《庆阳府志·纪事》云：“仲淹在边，纯佑年方冠，与军卒错处，钩深擿隐，得其才否，是由仲淹任人无失，所向有功矣。”

　　范仲淹在庆州的成就，得益于他使用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地方干部，使他的正确主张得以圆满实施，这一切又得益于范纯佑在基层“钩深擿隐”，发现人才。

　　历史上关于范纯佑的记载寥寥数语，因身患疾病，满腹才华没有得到更大的发挥。

　　我想，在庆州，范纯佑的功劳不可磨灭，他的工作都在战争的后方，没有后方强大的支持，也就没有前方的胜利。

　　范仲淹调离庆州后，继任者就是那个让范仲淹写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滕子京。

　　出任庆州知州，对当时的滕子京来说是一次升迁。这次意味深长的升迁，好朋友范仲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保证了范仲淹边塞思想的持续落实。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滕子京与范仲淹同科进士。其中范仲淹以“朱说”之名，中乙科第97名，由“寒儒”一举而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滕子京则被任命为泰州军事判官。

　　古时，读书人之间都以同科进士互称“同年”，性质有如现在的同学，一旦成了“同年”，性质就非同一般，在官场中关系比其他人要亲密许多。由于有同科进士这一层关系，先前素昧平生的范仲淹和滕子京在以后多有交集。而且，因为范仲淹为朝官，身份地位都比滕子京要高，所以范仲淹提携、帮助滕子京更多些。特别是滕子京几次被贬，关键时候，都是范仲淹挺身而出，全力相救，才让滕子京度过了困顿。

　　过硬的交情决定了范仲淹既定的庆州各项措施得以落实，以大顺城为前沿的军事阵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为改观的边塞现状为庆州的百姓迎来了发展经济的契机。

　　在庆州仅仅10个月以后，滕子京即被调到凤翔府。

　　应该说滕子京的能力还是不错的，但仕途一直不顺，多次被贬，到巴陵郡后，他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仍然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多有善举。在任期内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重修岳阳楼，这些都受到百姓称赞。仅仅两年时间岳州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

　　滕子京调到凤翔府后，历任庆州知州均维持了范仲淹提出的“积极防御策略”，时间进一步证明范仲淹思想的前瞻性。

　　弹指一挥间，已经到了宋神宗的时代，这个时候的范氏大家庭中，老大范纯佑的病情不断加重居家不出，纯仁侍奉他就像侍奉父亲一样，医药、饮食、居住、服饰，他都亲自按时安排。也由于这个原因，范纯仁迟迟不肯步入仕途。

　　范纯仁从小就比别的小孩聪明，很早就能识字看书，八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文章，20出头就考中进士，可见他有多优秀，不过他这个人比较重视孝道，觉得自己离乡做官无法赡养双亲，因此中了进士还是在家里待了几年。

　　范纯仁近乎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从当官开始就一心为了百姓，忠于国家，到现在为止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了。

　　直到范仲淹逝世后他才正式进入官场，由于他人品好，责任心强，当官儿之后官路基本顺利，慢慢的一步一步到了宰相的位置。

　　历史把范纯仁推到庆州的时间是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范纯仁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

　　关于范纯仁知庆州的原因，《宋史》中记载了一段他和神宗皇帝的对话，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迷雾。

　　神宗说：“你的父亲在庆州有威名，现在可以说是世职。你跟随你父亲很久，兵法一定精熟，边事也一定精熟。”纯仁揣慕神宗有功名之心，于是回答道“：我是儒家，没有学过兵法，先父守边时，我还很年轻，也记不得什么，而且现在事势也有不同。陛下使臣下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推辞。若开拓边疆，侵攘土地，希望跟帅臣商议。”神宗说“：你的才干何所不能，只不过不肯为我尽心罢了。”于是赴任庆州知州。

　　庆州百姓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可以说是百姓之福，朝廷之幸。

　　范纯仁到达庆州时，恰逢百年不遇之大旱，百姓生活困苦，流离失所。

　　有着爱国爱民情怀的范纯佑在没有汇报朝廷的情况下，动用国库里的钱粮来赈灾。由于他采取了果断的应急措施，饥荒中的庆州百姓不仅全部活了下来，而且生活、生产得以正常进行。

　　在采取措施之前，庆州持续的饥荒造成了很多人饿死，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给神宗皇帝打小报告，皇帝急于试探范纯仁对朝廷的忠心，立即派人彻查此事。

　　此时正值秋天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地说“：范公实在使我等活了下来，怎么能忍心牵累范公呢？”昼夜争着把粮粟输还。等到使者到来时，已经无所欠负。

　　得民心者得天下，范纯仁赢得了民心，安然度过了此劫，但急于陷害范纯仁的人又拿庆宁两地间的新坟说事。

　　朝廷命本路监司根究，结果是前帅楚建中所封。朝廷究治楚建中之罪，纯仁上书说：“建中守法，申请救济的间隙难免有饿死的，已经因罪被罢。今由于究治臣下罪过而累及建中，是一罪受两次处罚。”楚建中还是受了赎铜三十斤的处罚。

　　坚持以民生为主的范纯仁注定在庆州赢得民心，掀开新得篇章。

　　环州有数名羌人，被知州种古（种世衡的儿子）以强盗罪逮捕，准备流放到南方去。路过庆州城，羌人向纯仁呼屈喊冤。经过讯问，这几个羌人原是种古手下的属吏。种古犯有过失，为了回避罪责，古将知情人流放他乡。

　　聪明人碰见这种得罪人的事情都远远躲着，仗义执言的范纯仁却一道奏折将情况上书朝廷，朝廷派御史在宁州审理此案。

　　种世衡如果泉下有知该是怎样的自责？范仲淹是伯乐，种世衡是千里马，种家才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基因遗传这种事情确实有变异，种古证明了这一点。

　　一场针对范纯仁的阴谋开始了。

　　审案前，主审官先将范纯仁逮捕，以囚车押送宁州。听到范纯仁逮捕的消息，百姓万余人阻于路上，流着眼泪，以至不能成行，有的还自己投河(表示抗议)。狱定以后，种古以诬告被贬斥；而纯仁以其他过错，被黜为知信阳军。

　　种古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而陷害范纯仁的小人们终于如愿以偿。

　　好人多磨难，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也许是一种修行和磨练吧！

　　时光辗转，斗转星移，到了宋哲宋元佑元年（1086年），范纯仁官复龙图阁直学士，第二次知庆州。这次在庆州仅仅半年时间，又调入朝廷任职。

　　范纯仁的仕途开始变得顺利起来，最终官拜宰相。

　　范纯粹代替哥哥出任庆州知州，庆州又将迎来那些变化呢？

　　这要从一个人的一首诗开始。

　　写诗的人叫苏轼，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这就是百度百科对苏轼的定义，我们不难理解苏轼在北宋文坛的地位，能让此人写诗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诗的题目叫《送范纯粹守庆州》，内容为：才大古难用，论高常近迂。君看赵魏老，乃为滕大夫。浮云无根蒂，黄潦能须臾。知经几成败，得见真贤愚。羽旄照城阙，谈笑安边隅。当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诸郎更何事，折箠鞭其雏。吾知邓平叔，不斗月支胡。

　　这首诗写出了范纯粹的才能及为人处世，作为代替哥哥知庆州，踏上了庆州这片厚重的黄土地。

　　范纯粹到庆州没有遇上好时间，正赶上朝廷对西夏开战，宋朝五路大军出师攻伐西夏大败，年轻的神宗皇帝赵顼想再次举兵创造奇迹。

　　范氏父子先后知庆州，经年累月与少数民族打交道，往往敌人是少数民族，朋友也是少数民族，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大汉族主义的思想认识。他们都主张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而不主张谁消灭谁。

　　从边塞和平和民众所需出发，范纯粹犯颜上奏，谏说伐夏弊端。皇帝赵顼从范氏一门驻守庆州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再次讨伐西夏的计划搁置了下来。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宋朝廷与西夏谈判，划分疆界，范纯粹建议朝廷放弃在神宗时由战事夺取的西夏领土，以减少与西夏的矛盾冲突，保持边地的平衡关系。

　　范纯粹的理由是宋朝占领这些地方不足以灭西夏，还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实在不划算。这些地方对西夏更重要，西夏必不惜代价来夺，我们到时花费会更加巨大。范纯粹、司马光、文彦博、苏辙等人认为重镇兰州也应该给西夏，被反对者驳斥。最终双方各退一步，放弃一些“看上去不是特别重要”的寨子，此举也为范纯粹日后的仕途带来了致命麻烦。

　　这就是范纯粹，用变化的眼光看待问题，把人民的疾苦放在了考虑问题的第一位，这也是范仲淹西北边塞思想的根本内容。

　　范纯粹并不是一味的放弃，他有着自己的底线，西夏一旦触碰，他就会做出誓死抗争。

　　范纯粹知庆州时，西夏举兵侵犯泾原路，派大将曲珍救援。他对曲珍说：“本道首建应援牵制之策，臣子之义，忘躯徇国，无谓邻路被寇，非我职也。”遵照范纯粹的安排，曲珍即日疾驰三百里，大破西夏兵，接着又直接捣鄜延路的寿横山，从西向东横跨泾原、环庆、鄜庆三路。西夏兵见无机可乘，只得向北遁去，边疆得以安宁。

　　可见，范纯粹虽主张与西夏和平共处，但当和平遭到破坏时也是坚定的主战派。

　　哲宗亲政后，变法派又对司马光一派进行清算，这股风也吹到了范纯粹头上。因范纯粹主张弃地，被抓住把柄，称为奸邪误国，降了职。

　　这个致命的麻烦一直伴随到范纯粹的仕途结束，期间也影响到了哥哥范纯仁的仕途。

　　范仲淹、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粹四人在庆州开创了以边塞和平为主的“积极防御”策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为庆州的经济繁荣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

　　若干年后，随着大宋的南北分离，西北的边塞防御作用不复存在，黄土高原的战略地位也随之消失，大顺城作为曾经阻止敌军侵扰的前沿阵地，也失去了曾经的繁华，在历史的长河中归于沉寂。

　　在庆州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范氏父子一家四人将一片忧国忧民、先忧后乐的爱国之情挥洒在了这块厚重的黄土大塬之上，他们的成果惠及庆州各族人民。历史铭记范氏一家艰辛的守护，庆州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时光还在继续前行，历史的足迹从不曾停歇。勤劳智慧的庆州人民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奋勇向前，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范仲淹的精神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