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8年，宋太宗端拱元年，柳永五岁

　　趁着柳永年幼无事，我们插入一段柳宜的小故事，因为这是柳家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看似跟柳永不相关，实则对柳永的生活环境、兴趣爱好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年，朝廷任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地位仅在首相赵普之后，这位吕蒙正兄，我们上文也提到过了，从977年高中进士第一名，到如今11年的时间，已经身居亚相，仕途履历可谓是平步惊云。

　　当然这跟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此时的大宋朝刚建国不到三十年，社会正处于百废待兴，统治体系也正处于亟需搭建的过程中，因此这一时期对于人员的任命往往不循常理，使得了一批有才华的人都得到破格选用。

　　这年正月，柳宜的好朋友王禹偁（chēng），也被任命为右拾遗，柳宜在为朋友升迁高兴的同时，也不免会想起自己的遭遇，入宋做官十几年了，如今还一直在最底层徘徊，心里的苦闷就不必多说了。

　　但是说这个机会也不是没有，近几年朝廷的开科取士就是最常规的改官机会，但柳宜这么多次都没能把握住，史料也没有记录具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政务繁忙、家庭原因，再加上自己的父亲柳崇去世，因此自己才一连错过了好几次恩科。

　　无论是什么原因，通过科考渠道洗白身份柳宜实在不愿再等了，再加上朋友同僚在官场上的平步青云，也给自己心理上很大的刺激，因此才让柳宜做了决定要走“叫阍上书”这条路。

　　我们上文说过，“叫阍上书”属于一种比较冒险的方式，但对于柳宜来讲，却有些轻车熟路，因为柳宜早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的时候，就因为为父守丧的原因，已经做过一次了。

　　柳宜兄弟两，他还有个亲弟弟叫柳宣，在公元980年这一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柳崇从济州巨野柳宣那里出发打算回到福建崇安老家，但是途径到汴京的时候，突然身患急症，因此只好匆匆又赶回了巨野治疗，只可惜天不假年，在这一年的11月份去世了。

　　我们都知道古代父母去世，孩子需要守孝三年，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可以守孝三年的，比如像张居正这类肱骨之臣，因为皇帝离不开他们，因此选择以“夺情”的方式就不让他们守孝丁忧三年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类人也不允许三年丁忧，当时朝廷有规定“不许吏守三年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朝官可以依制停职为父母守丧三年，但是身处于京朝官序列之外的选人，是不能守孝三年的，有关宋朝官员体系当中选人、京官、朝官的区别，我们后面再谈，不过现实的问题就是，柳宜没有资格为父守孝三年。

　　但是这对于一向孝顺的柳宜来讲怎么可以接受呢，因此在981年冬天，他便身着孝服，一路赤脚从巨野走到了汴京，沿途百姓和地方官员看见这一幕，都为其孝心所打动，连宋太宗也深受感动，只不过最终朝廷仍然没有答应他的诉求，但柳宜的孝名却也传遍了汴京城。这也正是为什么柳宜二次“叫阍上书”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轰动的原因。

　　而此时的柳永，仍然在父母、哥哥们的照顾下茁壮成长，除了在接受父亲教授的一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外，也会听母亲刘氏弹唱的一些小曲小调，以及摆弄刘氏的琴瑟笛笙这些乐器，而且很可能还会跟着三复、三接两位哥哥一起去学堂。

　　公元990年，宋太宗淳化元年，柳永七岁

　　这一年初，有两件事对于柳宜这次“叫阍上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件是这年正月初一，朝廷下诏“应诸路伪授官，先赐绯人止令服绿，今并许仍旧。其先衣紫人，任常参官亦许仍旧。”这诏书中所说的“伪授官”指的就是像柳宜这类的“江南伪官”，“今并许仍旧”意思是恢复旧制，该穿什么就穿什么，所以从这份诏书中可以看的出来，朝廷对于前朝旧臣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件是这年正月十五，一代明相赵普被任命为西京留守兼中书令，而命吕蒙正则被任命为当朝首相，吕蒙正我们上文也提到过了，这年他才47岁，也是有宋一代的名相，史书评价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且他对柳宜的评价也比较高，这年柳宜“叫阍上书”的面试官正是吕蒙正，因此这算是第二个利好因素。

　　我们言归正传说回柳宜，当朝廷的诏书颁布之后，此时年味正浓，但柳宜很快就察觉到自己的机会到了，这些年错过了这么多次恩科取士，如果再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说不定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因此他连夜从自己的文集当中抽出三十卷自认为不错的作品，第二天交代了家里和县衙的事情，便匆忙赶向了汴京城。

　　一路上的辛苦不提，达到汴京城后，柳宜就直奔登闻鼓院，敲响了登闻鼓，同时将自己三十多卷作品一同呈了上去，专心等待朝廷宣召。

　　曾经孝名满京华的柳宜，九年之后再次“叫阍上书”，一时间引起了朝野轰动，宋太宗赵光义也听说了这件事，便名宰相吕蒙正召试柳宜。

　　吕蒙正当时给柳宜出的题目是《汉时以粟为赏罚事论》，这题目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西汉时期，晁错向汉文帝提出建议“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意思就是富商大贾们如果想要得到爵位或者免除罪名，就必须向农民购买粮食，其目的就是促进农业发展。

　　汉文帝时期国家百废待兴，这正与太宗时期的社会背景相吻合，因此也相当于是在问柳宜对宋朝当前农业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关于柳宜应对的内容史料没有留下痕迹，不过根据柳宜好友王禹偁为其写的《送柳宜通判全州序》中记载“举汉时以粟米为赏罚事析而论之。无疑援笔剖判，灿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为识理体而合经义也”，也就是说当时吕蒙正出题之后，柳宜稍作思考就奋笔疾书一挥而就，不但得到了吕蒙正的赏识，就连宋太宗都对柳宜的作答赞赏有加。

　　最终朝廷授予柳宜著作佐郎官阶，委任其为全州通判，也就是如今的广西全州。读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有新的疑问，柳宜被授予了著作佐郎，又委任为全州通判，一次给封了2个官吗？其实不然，这跟宋朝对官员的管理制度有关，分为寄禄官和事务官，具体的区别这里还是稍微买个官司，我们继续往下看。

　　柳宜“叫阍上书”成功，被授予全州通判，自然是神清气爽，一解这么多年来挤压在内心的怨气，回到家之后，一家人也是兴高采烈，等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柳宜一家人便离开居住了九年的任城前往汴京办理各种文书，期间任城百姓对这位父母官的挽留自不必提。

　　等到了汴京之后，柳宜便开始着手到各司衙门准备上任所用的各项文书，期间有自己的在京好友，时任大理寺评事的王禹偁相助，一家人在京几日的生活、办事自然也就方便了很多。

　　对于懵懵懂懂的柳永来讲，这次是他第一次来到汴京城，顿时就被这帝都的繁华热闹所吸引，估计等回到老家崇安的时候，心里还会不时暗想啥时候才能再去趟汴京城呢。

　　根据宋朝当时的规定，父母健在而又不能随官者，移任的时候可以给一个月的探亲假，柳宜这个时候虽然父亲不在了，但是母亲目前还在故乡崇安，因此一家人便从汴京出发取水路驶向南方。

　　一路上一家人欢声笑语，尤其是柳永三兄弟是第一次看到南方景色，自然非常开心，而此时的柳宜心里则有些许的芥蒂，原因有两个：一是按照宋朝制度，包括川峡西路、广南东西路、福建路、荆湖南路在内的八路之地，是不许官员携带家眷前往的，否则将会受到重罚，当时的全州属于荆湖南路，因此柳宜要到全州任职，必然是需要和自己的妻儿家小分开的；二是此时的荆湖南路府帅叫魏羽，也是南唐旧臣，当时任雄远军判官，官阶在柳宜之下，而如今却成了柳宜的顶头上司，这一上一下的反转，柳宜心中难免会有些尬尴，但身在官场，倒也没什么大碍。

　　大概在这年的三四月份，柳宜一家人到达了福建崇安，母亲虞氏，兄弟寀、寊、宏、察等一架团聚自然也十分欢喜，柳永也第一次见到了老家崇安的十五溪、十六山、三十六峰，后来还曾做过不少歌咏家乡山水的诗词。

　　在崇安小住几日之后，柳宜便带着几个仆人出发到全州上任去了，留下柳永三兄弟交给妻子刘氏和几位弟弟教育。

　　七岁的柳永，腹中已然有些笔墨，在柳宜离开崇安几个月后，柳永登高远眺，看到水涨鱼肥，便想念起了自己的父亲，希望自己的父亲早日归来，一家团聚其乐融融，处于这种情感，便有了柳永的第一首作品：

　　登山临水望春晖，屈指算来数月离。

　　闽江水涨鲤鱼肥。盼爷归，菽水承欢媛庭闱。

　　从这首词的内容上来看，思父之情是非常明显的，其中“菽水”指吃的是豆子和水，形生活清苦，常表达晚辈对长辈的供养；“庭闱”指内舍，常用来表达父母居住的地方，都表达初了柳永对父亲的思念，以及对一家人能够团聚的美好期盼。

　　上文中我们提到关于柳永的出生日期有984年和987年两个版本，如果按987年版本的话，此时的柳永才四岁，是不可能写出这首作品的。

　　但同时也需要说明的是，这首诗并没有出现在柳永的词集当中，只是在柳永传记其中的几个版本中出现过，因此是否柳永所作证据并不充分，只是此诗一来无人认领，二来正好与当时柳永的境遇相符，因此本书便认可了这一说法，孰是孰非，读者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