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1.“周武王观兵孟津，退而还师，以为纣未可伐，斯时有未至者也。汉起，驱轻黠乌合之众，不当天下万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捴及，书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顿颡，争受职命。非唯汉人余思，固亦几运之会也。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2.“圣公靡闻，假我风云，始顺归历，终然崩分。”
王夫之《读通鉴论》：“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坚；人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项梁之立怀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人之同情也，而非项梁与张卬、王凤、朱鲔之情也。怀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怀王任宋义、抑项羽，而祸发于项氏；更始终恃诸将、而无与捍赤眉之锋。徇不坚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无往而非召祸之门。”
耿弇：“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
而今人，通过研读史书，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刘玄懦弱、荒淫、无能的形象，主要源于《东观汉记》、《后汉纪》、《后汉书》等史书的不实记载。事实上刘玄政治军事才干、方略兼而有之，堪称一时豪杰，绝非无能之辈。若以“成王败寇”的封建思维来品评刘玄，实不可取。对社会大众来说，自秦始皇到溥400多位中国古代皇帝中，被后人称为更始帝的刘玄，知名度较低，像懦弱、荒淫、昏庸这类贬义色彩极其强烈的人设标签，史家们也毫不犹豫地贴在刘玄身上。但是，他真是这样的人吗？
一、懦弱？
更始帝刘玄，字圣公，南阳蔡阳词条（今湖北枣阳）人。历来史家讥嘲刘玄“懦弱”，主要是因为刘玄在谋议称帝、登基典礼、长安宫见郎吏诸事中的种种“懦弱”表现。但细看《东观汉记》《后汉纪》《后汉书》三部史书就不难发现，所谓刘玄“懦弱”，极可能是后来史家凭空杜撰出来的。
绿林军将帅们谋议拥立皇帝时，在立刘玄还是刘縯（字伯升）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和争执。班固等人撰《东观汉记》记载：南阳豪杰欲立刘縯；新市、平林等绿林军“将帅素习圣公”，所以想立刘玄。“习”，熟悉、习惯之义。刘玄投身绿林军词条要比刘縯、刘秀词条兄弟早，绿林军将帅与之相熟，甚至意气相投，想拥立他为皇帝也很好理解。不过，东晋袁宏撰《后汉纪》时，却不知何据增加了绿林将帅喜玄厌縯的原因：“其将帅起草野，苟乐放纵，无为国之略，皆惮伯升而狎圣公。”袁宏“巧妙”地用一“狎”字，将刘玄无威仪、任人欺的品性刻画得惟妙惟肖。袁宏措辞还算“收敛”，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范晔撰的《后汉书》，书中毫无忌讳地记载：“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
班固的记载措辞尚称平允，并无褒贬之意，可谓记述事实，与刘玄的性格无关；袁变“习”为“狎”，已有隐射其性格懦弱之意；范晔更是“直言不讳”地记载刘玄“懦弱”，轻贬之意，力透纸背。
同样，班固等记载刘玄登基时的场景说：“冠，南面而立。”袁宏却增添了一些描写刘玄不堪的词汇：“圣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范晔则说：“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更始军攻占长安，刘玄入宫，面对宫中诸郎吏时，袁宏记载他“愧不能视”；范晔则记载他“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
综合前述，后人之所以认为刘玄“懦弱”，主要应“归功”于袁宏、范晔。他们使用“懦弱”、“羞愧流汗”、“不能言”等词汇，直接把刘玄刻画成了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软弱无能之辈。
但，刘玄真是这样的人吗？
从《后汉书·刘玄传》、《续汉书》词条等记载刘玄报杀弟之仇、观看王莽首级而神色自若诸事，可见其私勇、胆识非凡；诸将皆劝刘玄定都洛阳，听从郑兴谏言后，刘玄即决意定都长安；与刘秀军交战屡败，张卬等将帅上奏刘玄，建议抢掠长安，东归南阳，以避锋芒，“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张卬等密谋劫持刘玄，泄露后，刘玄设计诛杀与谋的申屠建等诸将。这些事足以表明：刘玄足具判断时势的主见、独断朝纲的魄力和生杀予夺诸将的领导力，其有勇有谋、刚毅果决的性格也表现无遗，绝非“懦弱”之辈，更非绿林诸将所立傀儡。
二、荒淫？
班固、范晔等史家多将刘玄热衷掳掠、沉溺酒色、信用小人诸事，视为刘玄荒淫无道的铁证，堂而皇之地载入史册。然而，上述诸事真是刘玄“荒淫无道”的表现吗？细观史书相关记载不难看出，班固、范晔等人的判断多属无稽妄说。
刘玄定都长安后亲自接见诸将，一一询问其掳掠几何。这颇令士大夫们瞠目结舌，在他们看来，刘玄仍不脱流贼习性。毕竟，天子富有四海，何需如此？此般作为，不是荒乱又是什么？若按照这个说法，那当时诸将帅恐怕多有荒乱之嫌。
即便以“伟光正”形象出现的刘秀，也经常召集诸将“问所得财物”，他的部将吴汉、陈俊等屡纵兵劫掠。这与农民军素来流动转战，无稳定后勤保障，军中所需多靠掳掠，以及将士多为顽劣小民，掳掠成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由此可知，虏掠是战时常态，非独刘玄及其部下如此。为何班固等不指斥刘秀等荒乱呢？原因无他，刘秀功成帝业，刘玄败寇身死。班固等依然难脱“成王败寇”思想的束缚，美化刘秀，黑化刘玄。
刘玄贪恋酒色，委政后父赵萌事，班固等在《东观汉记》中绘声绘色地记载：“（刘玄）日在后庭与妇人耽饮。诸将军言事，更始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与前文相似的是，班固笔下的“日在后庭”、“醉不能见”等非常态情景，到了袁宏、范晔笔下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日夜饮宴”，诸将每见，刘玄“辄醉”的常态情景了。如果说刘玄好色酗酒就是荒淫，那么，刘邦同样好色好酒，又当何论？
至于刘玄“所署官爵皆群小”，班固等煞费苦心地采集到一条民谚：“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不过，史书所载刘玄信用的“群小”，未必真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极有可能是自秉优越心态的“君子”（士大夫阶层）对出身寒微的绿林军将帅的鄙夷称谓。这些多出身草根阶层的“群小”因军功得以进入官僚系统，如叫杜虞的屠者亲斩王莽，这是战争中靠军功封赏造成的客观事实，并非刘玄喜用奸佞，滥赐爵命的证据。
诸将抢掠财物
三、昏庸？
我们再来说刘玄的“昏庸”。历来人们多认为，刘玄杀刘縯、囚李淑等事，表明他妒贤嫉能、不辨贤愚、不明是非、拒纳善谏，实是昏君。实际上，刘玄杀刘縯，是因为刘縯与刘玄竞争皇位失败后，不是韬光养晦，隐忍待机，而是在极度失望情绪和强烈称帝欲望支配下，处处伐功自高，任何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唯我独尊大权的皇帝都无法容忍这种行为。况且，刘縯所为，极可能对其他豪杰士大夫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其与新市、平林诸将帅构成的绿林军集团分裂、对抗。若不及时阻止，极可能导致更始政权分崩离析的严重后果。刘玄杀刘縯，固然难脱维护私利的嫌疑，但也不宜单纯地视为刘玄昏政、乱政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刘玄迫不得已的“止损”之举。
刘玄杀刘縯前，实际上给过他一次机会。若刘縯识时退让，事态或许不致恶化；若刘縯继续抗命，就不可避免地被刘玄贴上谋夺大位的标签，势必要断然清除。这也是历史上雄才之主对付功臣的“常规操作”，而非刘玄昏庸的体现。
况且，刘玄杀刘縯后，并未斩草除根、滥杀无辜，加之刘秀也很“识时务”地做出一系列妥协顺从的姿态，如“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
不愿与南阳集团彻底决裂的刘玄也见好就收，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一杀，一拉，既打击了南阳集团，又安抚了绿林集团和愿意归顺的南阳集团成员，暂时实现了两大集团微妙的和谐与权力平衡，使各派系能暂时同心协力，攻灭王莽新朝。
同样，出于暂时平衡、消弭更始政权内部“君子”、“小人”两大派系博弈的考虑，刘玄将博士李淑关押入狱，此人上奏劝谏刘玄不再信用“戎阵亭长凡庸之隶”充任的公、卿，而要“更延英俊”。历来多将此视为刘玄拒纳善谏的昏庸之举。究其实，刘玄关押李淑，是对多出身寒微的绿林军将帅的安抚；不杀或不给李淑定罪，又是刘玄对士大夫阶层的威慑和拉拢。通过软硬兼施，实现更始政权内部“君子”、“小人”两大派系的暂时相安。
上述两事，不仅不宜作为刘玄昏庸的例证，反而应视为除宗室身份外并无深厚根基的刘玄为消除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持各派系之间微妙平衡，消弭各派系之间的权争而采取的最宜举措。此外，从刘玄投身平林兵后被授任安集掾一职表明，他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他忠厚公正，善于抚纳，具备处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进入长安后，刘玄招抚民众，一改绿林将帅逼得关中臣民或逃或反的局面，收“三辅悉平”之效；他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军事上兼有军功，又有处理具体事务、统帅将士的干才、将才、帅才，兼具才干、方略，绝非无能之辈。
不难发现，史书所载刘玄懦弱、荒乱、昏庸形象，皆不属实。其根源，则在于受时代、权力、伦理价值观念影响的史家，有意或无意地对史料进行筛选、添减，甚至是毫无依据的污化、黑化刘玄。总体而论，刘玄本人虽非完人，但颇具才器，堪称一时豪杰。以成王败寇的观念抹煞其才干，蔑称其品性，实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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