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发动的大泽乡起义，是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对此《史记》有详细记载，其中谈到起义原因这样说：“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担任屯长，与900名贫民去渔阳戍边，走到大泽乡时遇到大雨，道路泥泞不通，预计无法按期抵达渔阳。按照秦律，不能按期抵达会被处斩。看《史记》的这段记载，很容易得出结论：陈胜、吴广因为误期，不管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反正是个死，不如揭竿而起。那么，这就是陈胜、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的原因？

　　1、睡虎地出土秦简，给出不同答案

　　大泽乡起义原因形成共识数千年来，随着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的一次考古而受到质疑。考古中出土大量竹简，以秦篆记载的秦朝法律条文写得很明白：在应征服徭役的时候，“水雨，除兴”。遇到降雨无法如期动工，可以免除本次征发。

　　《徭律》同时规定，应征服徭役，误期不到罚交二副铠甲；迟到三至五天，要受到训斥和责骂；迟到六至十天，罚交一个盾牌；迟到十天以上，罚交一副铠甲。此条款与“失期，法皆斩”的差距太大了。因此，很多人在研读睡虎地秦简后，自然而然得出一个结论：陈胜、吴广因误期当斩的理由并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睡虎地秦简的出现，“失期，法皆斩”永远没有得以纠正的机会了。

　　2、为什么后世有截然不同的记载

　　秦墓中出土的秦律，推翻了大泽乡起义的直接原因。那么《史记》“失期，法皆斩”的记载是凭空而来的吗？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为了扣实“暴秦”的帽子，所进行的一次文学艺术加工，或者说只是采信了更有主观感情色彩的一种民间说法。

　　这样的推论确有其因。秦朝二世而亡，西汉立国后对于“过秦”有普遍共识：苛法酷刑，“以暴虐为天下始”，并“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持久用兵，大兴建筑，劳役繁重。焚书坑儒、“敢有挟书者族”又令士人离心，文化凋敝。

　　为避免“暴秦”过失，直接促使西汉实施休养生息政策，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汉兴之初，反秦之弊“，采取与“暴秦”相反的国策，“与民休息，凡事简易”，催生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也就没人较真“失期，法皆斩”的真相了。出土秦律和《史记》记载不同的背后，其实还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刘邦当上皇帝后，对陈胜极其敬重，不仅封其为“隐王”，还派人专门寻找到其陵墓，驻兵守护，年年以君王之礼祭祀。高调敬重陈胜，原因是二人同样出身低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靠自身努力改变了命运和身份。

　　为肯定这种“庶民的胜利”，西汉给予陈胜极高的历史地位。起事者是正面形象，对于他发动的大泽乡起义的正当性，也要充分给予肯定，也就不怕给秦朝再扣上一顶“失期，法皆斩”的帽子，反正多这一顶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4、陈胜和吴广或许并非普通徭役

　　其实，西汉文人只要稍微做些考证，就不难发现“失期，法皆斩”是错误的，毕竟他们生活的年代距秦朝灭亡还没有多少年时间。但为什么包括司马迁在内也不再仔细考证，就匆忙下结论呢？仅是为了维护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正当性？《徭律》是秦始皇时期所颁定，到秦二世时，还能不能得到原文原汁地执行是打了问号的。依秦二世上台后的一系列惨无人道的表现看，他完全有可能对于《徭律》加码，刑上加刑，从而对“失期”作出更严酷的处罚。

　　《徭律》是对服徭役者的法律规定，徭役又分为力役、兵役两种。去渔阳戍边无疑是兵役，应是应对北方游牧部落。

　　陈胜和吴广作为兵役，或许前往渔阳是参加军事行动。军中无戏言，误期当斩是正常的。从这一点上看，陈胜所说“失期，法皆斩”应是不虚的。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会在《史记》中如此记述的原因吧与陈胜有关的故事还有两个，分别是“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从中可以看出，陈胜想干番大事业的念头早已存在，主因是“天下苦秦久矣”。所谓的失期，法皆斩”不过是他久怀雄心斗志的导火索。

　　睡虎地秦简没有错。《史记》也没有错。

　　你说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