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做足了准备面对接下来的风暴。但是风暴披头盖脸打下来的那一刻，我还是被打懵了。被打懵的还有老余。

　　我们最初天真地以为，这只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共同面对，共同解决，这个难关就能渡过。我们忘了，我们分属两个不同的家族，这件事情已经不能用好或坏来界定，而是一件关乎名誉的丑闻，那就成两个大家族的事情，特别是对他，身处的更是家长里短传播迅速的农村。

　　以往公婆给他打电话，都会在挂断之前让老余把电话给我，和我嘘寒问暖半天，问问工作，嘱咐一下身体。而最近，老余经常一接电话就躲进书房，一接半天，打完电话出来，他不是象个怒气冲冲的公牛，就是象个斗败的公鸡。

　　老妈也从海南回来，直接来我家，和老余在书房关着门谈了一次。

　　我曾鼓足勇气小心亦亦地问他，他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肯透露只字半语。他原来就是个沉默的人，如今愈发沉默寡言了。

　　自始至终，没有人来当面问过我一句，给我一句安慰。对于情感内敛保守的中国人，可能大家都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面对面地正常交流沟通的。以至我象个漂在海面的小船，海面下面波涛暗涌鲨鱼环伺，而我，只能孤独无着地等待着，祈求浪头不要将我打翻淹没葬身鱼腹。

　　我想，我再难过，都没有老余难过。他承受的压力是四面八方的，是飞短流长的。他为了我，已经拼尽了全力。

　　我想安慰他，却无从开口。他想安慰我，安慰的方法就是提出要和我复婚。我没有答应。在这个关头，要账的就差堵门，和华鼎的谈判还不明朗，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我们努力地想让生活回到从前，但是不能。

　　家里象个冰冷的坟墓，我越来越害怕回家，老余也是。

　　我们已经开始搬家。他陆陆续续地把东西往新家搬，富贵也牵了过去，因为没车，他为了图方便开始一星期有五天都住到新家那边，而我，在帮他搬书，拿衣服的同时，竟然下意识地保留了自己的东西。

　　一天，下班时间已过，所有的员工都走了，我正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发呆，吴雅妍推门而入。我冲她勉强一笑，她也不说话，坐到办公桌前，掏出烟，自己叼一根，默默地递给我一支，我接过，凑过去点上火，两人望着窗外的万千灯火，默默地抽烟。

　　抽了一支，又抽一支。她问我：“饿不饿？”

　　我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她点头。

　　两人下楼，上了我的车，我拉着她向郊外开去。

　　吴雅妍是个特别乖巧的孩子，她知道在别人难过的时候去安慰对方，她也知道，在安慰的时候，并不一定需要语言。

　　我们俩一路都没有说话，我开着车，一直往北，走上黄河大堤，再一直往西。灯火渐渐稀少，只有路两边绵延的树影在窗外流逝。在一个很小的路口，我拐下大堤，沿着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走了有一百多米，一个亮着微弱灯光的院子，隐在遮天蔽日的大树后面，我停车。

　　院门口一株桃树正开花，在黑暗中，暗暗地开出粉白的微光，微风过处，粉白花瓣落如急雨。我下车，从车上拿出一块老茶，拉着吴雅妍扣响厚实的木质大门上的大门环。

　　院里的灯光亮了，有脚步声走到门口，一把柔美又带些沧桑的嗓声问：“是如琢吗？”

　　“姨妈，是我。”

　　吱呀一支，门打开，门内的三姨披着一件棉布的薄袄抄手微笑，她身后的丁香吐着浓郁的暗香，我身旁的吴雅妍惊叹了一声。我拉着她迈过门槛，对三姨说：“我带了个小朋友来看你。”

　　“欢迎，欢迎，进来吧。”我知道，三姨隐居在此，最烦有人打扰，也就是我来，她会由衷地欢迎。

　　沿着青砖铺就的曲径，分花拂柳地进了堂屋，三姨领我们坐去靠窗的茶台，冲里面喊了一声，姨夫拄着拐杖出来。我扶他夫坐了主位，熟练地给我们烧水泡茶，三姨自去了厨房。

　　三姨夫已经病了二十多年。常年卧床休养的他，却没有病人心态，仍旧风趣幽默，随便聊一个话题，他都能把吴雅妍逗得哈哈大笑。说起他最近看的书，硬是拖着我和吴雅妍去他书房，象孩子一样把他最近托人从香港买的一套中国近代史拿出来献宝。

　　平时我是最喜欢跟三姨夫抬杠的，他说东我偏要说西，他说好我偏要杜撰一套歪理论反驳他。而我此时我有些兴趣索然，只跟在他后面点头称赞，惹得他一个劲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是不是饿了。他不适应我象乖猫一样跟风应和，我只得强打精神，拿出杠头，就他所说的民主问题，跟他胡侃八侃，吴雅妍忍不住也加入了争论。吴雅妍在美国呆了几年，对美国的那套民主理论甚为推崇，这一次，变成了我和三姨夫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把西方的那套民主一通狂批。吴雅妍激进，三姨夫是个老愤青，而我在某些点上爱认死理。三人你来我往，越说越激动，差点战争升级，互泼茶水。

　　茶喝三道，三姨已经端出了几样菜，招呼我们吃饭。

　　全是素食。韭菜炒鸡蛋，蒜茸小青菜，胡萝卜炒干豆角，还有一盘水煮花生。应该都是她自家地里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