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那天的莫斯科一如既往的寒冷，所有的人也像往常一样，大人们去工厂上班，孩子们去学校上学。

　　得益于工人们连夜工作，被雪覆盖的马路在莫斯科还笼罩着清晨的薄雾的时候重新露了出来。薄雾还未散去，莫斯科的街道上逐渐出现了人影，工人们准备去到自己的岗位上开始一天新的工作。孩子们也如同往常，背着书包成群结队的上学。

　　那一天是一个节日，但由于是外来节日，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莫斯科也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红星广场的纪念碑上红星闪闪发亮，工人公园的领袖雕像也如同往常的站在那，看着每一个神色匆匆或是闲庭信步的人。

　　一切一如往常。

　　直到晚上。

　　下班回到家的工人打开电视机，电视台没有像往常一样由新闻主播播报新闻，而是换成了联盟领袖。

　　他捧着稿子，语速并不快。

　　随着联盟领袖的声音逐渐变小，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越来越多的人涌向红星广场，大多数人的脸上带着愤怒和不解，还有一部分人，躲在汹涌的浪潮里，小声的笑着。

　　人们到达红星广场时，那些人正在降下一面旗帜。

　　一面鲜红的旗帜。

　　不知道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天意如此。

　　红旗降到一半时，狂风骤起，一时间风雪漫天。

　　那面红旗被风雪裹挟，在旗杆上挣扎了半晌，最后重重的摔落在地上。

　　莫斯科的夜，太冷了。

　　人们为了躲避风雪，早就散去。有的人在回去的路上买了几瓶酒，有的人在回去的路上买了一把枪。

　　那一天，是卡秋莎的5岁生日。

　　他们一家1990年才从列宁格勒搬到神州来定居，其实他们会更早一点来的，只是神州的手续一向难办，乌拉尔的行政效率一向堪忧。就这样，在比预计时间完了一年之后，终于在卡秋莎快要四岁的时候，一家三口来到了神州。

　　第二天，卡秋莎起来准备去上幼儿园的时候，路过了爸妈的房间。房门并没有关严实，透过细小的缝隙，卡秋莎听见了妈妈小声的抽泣。卡秋莎推门进去，看见爸爸抱着哭泣的妈妈，轻轻的拍打着妈妈的背。卡秋莎想要说些安慰的话，虽然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妈妈看上去很难过。爸爸看见了走进来的卡秋莎，他明白卡秋莎要去上幼儿园了，示意卡秋莎先离开房间。

　　卡秋莎点了点头，把门重新掩上了。

　　卡秋莎在客厅等了一小会，爸爸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爸爸拎起她的书包，牵起她的手，语气温柔，一如往常。

　　可是卡秋莎看见了，她看见了爸爸哭红的眼眶。

　　“爸爸，是外婆他们出什么事了吗？”卡秋莎问道。

　　神州北方的冬天和乌拉尔比起来真是不遑多让，不输给西伯利亚的寒风刮得卡秋莎眼睛疼。

　　“抱歉，卡秋莎。”爸爸听起来语气有些疲惫，“其实我们不应该在你这么小的时候，告诉你这些。”

　　卡秋莎不解：“所以是外婆他们生病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回列宁格勒看他们呢？”

　　“卡秋莎......”爸爸蹲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卡秋莎感觉爸爸有些哽咽，“昨天晚上，外婆和外公去世了。”

　　卡秋莎挠了挠头，“什么是去世？”

　　爸爸不说话。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列宁格勒？”卡秋莎有些焦急，她虽然还小，但是她明白外公和外婆是怎么了，只是爸爸的话说得比较委婉。

　　“卡秋莎，世界上再也没有......”

　　神州的风雪太大了，把爸爸的话给吹走了。

　　这一天，卡秋莎在幼儿园里闷闷不乐，这个幼儿园里除了卡秋莎以外，还有一个叫萨沙的小朋友也是乌拉尔人。

　　午睡的时候，萨沙和卡秋莎睡的很近。在卡秋莎酝酿睡意的时候，她听见了萨沙的叹气。

　　“你怎么了？”卡秋莎小声的用乌拉尔语询问道，“你为什么在叹气？”

　　“我要回乌拉尔了，卡秋莎。”萨沙也小声的回答道，“也许我再也回不到神州了，我好不容易在这里认识了那么多朋友，卡秋莎。”

　　卡秋莎伸出手，学着今天早上爸爸的样子拍了拍萨沙的背，“没关系的萨沙。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还会再见面的。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卡秋莎和爸妈坐上回乌拉尔的飞机。

　　雪一直下着，卡秋莎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以前在列宁格勒的时候，快到自己过生日就会前往在郊区的外婆家。下雪的时候一家人在刷着蓝漆的橡木屋里取暖。雪停的时候就把屋外的雪铲出一片空地，外公会拿出提前腌制好的肉，和一些蔬菜串在一起。空地上摆上简易的炉子，里面燃起熊熊的火。爸爸把串在一起的烤串摆上去，一刻不停。

　　卡秋莎每次下雪，都会想到这个场景。爸爸在一旁拿着肉串和火搏斗，妈妈和外婆则是在橡木屋的厨房里，做着土豆饼和罗宋汤，时不时隔着玻璃看看和卡秋莎玩耍的外公和爸爸。

　　在郊外寂静得只有风在呼啸的晚上，他们的笑声能够随着风传到很远很远。

　　但是这些事情从现在开始，只能存在于回忆里了。

　　卡秋莎想到这，吸了吸鼻子。看了看今天一天都没有精神的妈妈，和疲惫的爸爸。卡秋莎在想，有一天妈妈也离开了，她会不会也像此时失去了外婆的妈妈一样难过。

　　不知道等了多久，机场终于通知可以登机了。卡秋莎看见了很多人，很多乌拉尔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丈夫。从机场的每一个角落走出来，最终和卡秋莎他们汇聚到了一个地方。卡秋莎看见，每个大人的脸上都带着悲伤和哀愁。甚至机场的工作人员都是一脸疲态。

　　尽管卡秋莎在五岁就以显现出超乎同龄人的理解能力和成熟，但是她并不明白，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能够让这些大人如此悲伤。

　　卡秋莎坐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就睡着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前往列宁格勒的列车上。

　　“好大的雪啊，爸爸。”卡秋莎睡眼惺忪望着窗外。

　　“是啊。”爸爸显得心不在焉，“好大的雪啊。”

　　不知道是漫长的旅途让人疲惫，还是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让大家都郁郁寡欢。

　　这时列车乘务员推着推车从车头走向车尾。

　　他们换上的一身藏蓝色的新制服，他们有气无力的叫着，乘客们对于这个声音充耳不闻，甚至不愿抬起眼皮看一看推车的食物。

　　卡秋莎在想，天气太冷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说话。

　　但是随着乘务员走到她的面前，她发现了一点什么，扯了扯爸爸的袖子，小声的说，“爸爸，她的红星呢？”

　　列车员的原来旧制服的胸口，总是会有一颗闪亮的金属制的红星。但是新的制服上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卡秋莎不曾见过的双头鹰。

　　爸爸不说话，只是抚摸着卡秋莎的头。

　　后来的卡秋莎心想，也许是爸爸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说吧。

　　一个短暂的白天过去了，在半夜他们终于到达了车站。

　　但是他们没有停下，直接借了一辆朋友的车前往郊区的老家。

　　卡秋莎从来没有那么累过，也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和妈妈这么难过和着急过。卡秋莎数了数，一想乐观开朗健谈的爸爸，今天所说的话可能没有超过十句。

　　到底发生了什么？卡秋莎看见列宁格勒的街道上乱糟糟的，到处有砸碎的酒瓶和喝的烂醉倒在街道上的人。商店的门紧闭着，很多的建筑上被画满了乱七八糟的涂鸦。广告牌上也写着些不堪入目的脏话。

　　卡秋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列宁格勒。

　　在卡秋莎心里，列宁格勒永远都是优雅浪漫，简洁干净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但是还没来得及问爸爸，就被爸爸抱上了车。

　　爸爸一路开的飞快，约莫过了两个小时，在一片白茫茫中，一座蓝色的橡木小屋进入了视野。

　　他们到了。

　　原来安静的郊区，此时此刻却有乌鸦在鸣叫，沙哑聒噪的声音叫得卡秋莎头疼。

　　他们推门进去，原来温暖的客厅现在也尚留有一丝温热，壁炉里的柴火烧的只剩一小点，是现在屋子里所有的热量来源。

　　妈妈进入小屋以后，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开始放声痛哭。

　　爸爸默默地收拾起餐桌上放凉了的土豆泥和列巴。

　　再也没有外公外婆的声音了。卡秋莎心想。

　　“爸爸，妈妈。”卡秋莎望着爸爸的背影，“其实外公他们是不是只是去打猎了。我没有看见外公的那一支猎枪。”

　　爸爸听了这句话身影一顿，妈妈也停止了哭泣，把卡秋莎搂进了怀里。

　　“很抱歉宝贝。”妈妈亲了亲卡秋莎的额头，“很多事情我和爸爸没有办法和你说清楚，卡秋莎，但是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外公外婆他们也许，是去另一个地方打猎了。只是他们不会在回到这里，然后未来的有一天，我们会和他们再见面的。”

　　“好的妈妈。”卡秋莎也抱住妈妈，“其实我很开心你会这么想。我知道你很难过，难过外公和外婆的离开，我这么说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开心一点。”

　　“对不起，卡秋莎。”爸爸也说道。

　　在这一天，卡秋莎开始了她在圣彼得堡长达4年的生活。

　　随着卡秋莎的长大，她逐渐明白了那时候爸爸在神州的风雪里和她说的话。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列宁格勒了。”

　　是的，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列宁格勒了，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圣彼得堡。

　　在卡秋莎九岁的时候，他们又回到的神州，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他们去了神州的南方，一个叫桂城的城市。

　　相传神州的王朝时期，这里聚集着很多的大象，随着大象的迁移，留下了很多大象的粪便。这些粪便让这座城市的土壤变得肥沃了起来，人们在这里种了很多桂花树。一到桂花开放的季节，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因此得名桂城。

　　卡秋莎进入了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就读。

　　她乌拉尔语和神州语说的都不错，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对她还有一些顺序，但是卡秋莎不善与人交流，有些同学新鲜过了以后便不再和卡秋莎来往。但是卡秋莎并不在意，虽然她从一些同学的眼神里察觉到了一丝敌意。

　　事实证明卡秋莎是对的。

　　一天卡秋莎在做值日的时候，有人故意把水桶弄翻，脏水全都泼在了卡秋莎的裤子和鞋上。那人头也不回的走了，像是没有看见卡秋莎这个人。

　　“同志。”卡秋莎快步上前，拉住了那个女生的衣服，“你应该向我道歉。”

　　“道歉？道什么歉？是你自己把水桶放那的，关我什么事？”女生语气不善，几句话把自己的过错推的一干二净，“而且你也是有够老土的，你刚刚叫我什么？”

　　“同志。”卡秋莎又把那个称呼复述了一遍。

　　“哈哈哈哈，同志？真好笑，现在谁还这么说话？”女生随即大笑了起来。

　　卡秋莎不明白，她的外公和外婆一直互称对方为同志，爸爸也叫妈妈叫柳德米拉同志。在列宁格勒她一直叫服务员叫同志，叫工人叫同志，没人因为这个称呼而笑话她。

　　“我不明白你在笑什么。”卡秋莎说道，“我不明白同志这个词有什么好笑的。”

　　“就是，这个词有什么好笑的。”

　　这时在走廊的另一侧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我说姜笙，你自己做错了事情不承认不道歉就算了。你抓着人家的词在那笑什么？”那个女生一把揽住卡秋莎的肩膀。

　　“吉娜你凑什么热闹？你看见我做了？”被喊做姜笙的女孩子自知理亏，瞬间红了脸，但是依旧嘴硬的说着，“你多管什么闲事？”

　　“我是看见了啊，我看见你故意踢倒她的水桶。”吉娜说着，指了指刚刚的她站着的位置，“我一直在那看着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