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看到了窝在沙发里打游戏的郭一阳，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这件事，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和他说。但一想到前天他对我说的话，我有点犹豫。

　　不过这事儿他知道对他并没多少好处，反而徒增烦恼，我给他找这个麻烦似乎也没有必要，我选择了闭嘴。

　　我摇摇头，让自己重新打起来精神，虽然莫名有一种隐瞒了他的愧疚，这种情绪一旦和其他焦虑不安的情绪结合起来，我反而觉得对郭子的这种“愧疚”是别样的一种“欣慰”。

　　我悄悄将曾巩给我的档案放在玄关柜，踮着脚尖走到他身边。

　　“哟呵？打游戏呢？送几个人头了？”

　　他回头奇怪地看了一眼我，什么也没说。反倒是我脱了外套打算进屋做饭，他冒出来一句：

　　“你…你去哪了？”

　　“回了趟公司啊，经理要我们交假条呢。”

　　“好吧。”

　　他没说什么，但我却心里愧疚更甚，即使我总觉得让他知道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暗自下定决心，那就瞒下去吧，直到瞒不下去。

　　我不打算让他知道这件事，即使他是我唯一的好兄弟，我总不能把他拖下水吧。

　　但事实证明，你越是想要隐瞒的事实，被揭穿的就有多快，这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别样的悖论。没有依据，但世间万物的的确确按照“它”定的规则在运行着。

　　我好吃好喝招待了一番，好不容易给他送走，我又一个人悄悄来到案发现场。当初没仔细看，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我可不会放弃。

　　我在地图上查到这栋大楼才发现案发现场楼上居然还是健身房，那就容易多了，我想。

　　我背了个空空荡荡的背包，还带了个鸭舌帽，案发现场在四楼，健身房恰巧在五楼，由于工作日，尤其是紧巴巴的午饭时间，实在没什么人来，我也好伪装我自己，把卫衣兜帽套在鸭舌帽上，别人只会以为我是个来健身的年轻小伙而已。

　　按下四楼的电梯后我拿起手机把玩起来，恰好能低头不让摄像头看见我的脸。电梯到了，我走出来，环顾了一下周围，发现楼道里不仅没有人，还没有摄像头，我还在心想怎么回事，脚就不自觉地向楼下走，这层因为案子的关系也没有人了，我撩开警戒线朝房间里走了进去，里屋浓烈的血腥味还是有些呕人，我强压着恶心以及翻腾起来的回忆，细看一遍这里。

　　尸体已经不见了，但是血还留在上面，我很好奇当时该用什么方法把一个人固定在墙上，但是当我走近一看，墙上什么也没留，只剩几个很深的洞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涌了上来。

　　钉眼，我没认错，就是钉眼，孔洞的旁边甚至还有几块零星的肉块，飞蝇嗡嗡地绕着，我一阵恶心。

　　我把手指伸进去，试了试钉这脚踝的那个洞，还能没入我两个指节，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钉子。

　　我又环绕了一周，实在没什么东西了，我走到当初躺我的地方，居然有张纸条。不可能啊？警察不会发现吗？我一边疑惑一边捡起来那张纸条，默默打开。清秀的字迹又让我感到一阵熟悉：

　　“亲爱的年，我知道你会来，哦，你相信世界上有完美的犯罪吗？”

　　熟悉的记忆涌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