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璘料想金军必定会再来争夺德顺军,乃布置兵士于城下。果然,八月间,金将完颜悉烈统领兵马,号称十万,前来攻打。同时,金国万户豁豁,也统帅精兵,由凤翔而来。吴璘遣其第五子吴挺,率军于城东将来犯之敌击退。
德顺城北有北岭,东有东山,两山地势相接,互为犄角,可为固守之地。吴璘观察形势,亲自领军据守北岭,派吴挺守东山,深沟高垒,严阵以待。
九月初,金军统帅徒单合喜,命陕西都统完颜璋、副都统完颜守道,率兵两万,复攻德顺军。
两军激战于城东,接战数次,宋军稍稍退却,金军乘势进击,迫至城下。吴璘命北岭士兵与顺德城中守军,两军夹攻,弓弩齐发,击退金军。
徒单合喜乃又派遣统军都监泥河,领兵七千,与完颜璋合兵,企图攻取东山。吴璘令守山军士依险列阵,环列剑盾、拒马,多次击退金兵进攻。而此时,北岭宋军已扼住金军退路,夺其粮饷。
至十月,徒单合喜率兵四万,亲自来援,吴璘分兵袭击,双方激战之下,伤亡甚众。
徒单合喜见宋军控扼东山、北岭,一时难以攻克,于是移师于德顺军东南水洛城,企图切断宋军粮道。
而当时,宋廷主和一派,势力尤盛,他们建言,陕西宋军,驻扎在外,离川口很远,恐为金军偷袭,应该自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回兵。至十二月,皇帝赵昚无奈下诏,命吴璘班师回河池,弃守陕西。
吴璘接诏,犹豫难决。幕僚之中,有胆识者提议说:“如果对国家社稷有利,大帅可以自己决定进退。官家诏旨所命之事,关系极为重大,至少不能马上撤兵,否则数年征战,成果毁于一旦。”
吴璘神色凝重,沉思良久,说道:“你说的这般道理,我也都反复思量过了。朝廷说本部军马外置,恐为金军偷袭川口,这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恐怕是要为宋金议和争取空间。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本地所出军马,以及所产粮食,正是我们与金兵周旋的资本,也是来日收复所示国土的根基。至于说金兵可能会偷袭四川,我多年领兵,岂能没有考虑。金国军力,并不足以分兵,倘若贸然出兵进击川蜀,我们占据三州,他们岂不是腹背受敌,正为我等所趁?
“但问题之关键乃是,官家刚刚即位,我在外统领重兵,朝廷既然下诏命我退兵,我等岂有违抗诏旨之余地?想当年岳少保,罢了,我何能与岳少保相比。”
于是,隆兴元年正月,吴璘下令撤军。金军尾随其后攻击,宋军死伤两万余人,之前所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尽为金国所得。
蒋精忠得知吴璘在陕西退兵的消息,不胜叹息,旁边有师弟方万达道:
“官家下此诏书,想亦是不得不如此,终究上边还有太上皇帝。本朝以孝治国,前先九帝,依次谥为大孝、广孝、元孝、明孝、宣孝、圣孝、昭孝、显孝、仁孝皇帝,官家既不是太上皇亲生,更是需要格外谨慎,如履薄冰之上。不过官家北伐的决心,料想尚不曾动摇。”
蒋精忠道:“陕西既失,全面战争就再也无法发动。纵使正面进攻,恐怕也是只能得一时之地利,不过为议和争取一些有利的筹码而已。辛弃疾向张浚相国所献之策,派主力进入山东,依托当地父老,恢复中原,也是完全泡汤了!”
辛弃疾是于去年渡淮归宋。他率领五十骑兵,在山东地界于万军之中,生擒叛徒张安国,押赴健康斩首,名重一时。他生长于北地,对金国战略部署极为了解,专向张浚就北伐献策。
辛弃疾提议,可从关陕、西京、淮北、海道四路实行佯攻,以分散金国的兵力,却派遣主力兵马,进入金国防守薄弱的山东一带,与当地义军联合稳定山东局势,稳扎稳打,迂回包抄中原地区,以图逐步恢复,最后可以直捣燕京。
然而此番建议,就当时宋廷,即使是主战一派而言,亦属于过分激进之论,因主力北置,则都城空虚,朝廷安危,恐有疑问,且一旦战败,则有举国倾覆之危险。
宋朝主战一派,向来主张以收复河南和陕西为战略目标,而如今主动让出陕西,那即便北伐,也只能是以河南为首要目标,正面强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