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都说兵家韬略，似乎韬略只限于诸子百家中兵家的学术，属于兵书，是军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单纯属于军事的战争，战争无非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军事服从于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除了以武力拼搏外，还有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宣传战等，不仅现代，古已有之。战争是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总体战，各种韬略往往在其中同时并用，或交互使用。总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政权、集团在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计谋、政策、手段等等，都可称之为韬略，或者说广义的韬略。

　　中国的韬略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为传统文化之瑰宝，历史遗产之精华。发源于先秦的韬略之学，在秦汉时期得到广泛的运用，到三国时代，更是发展规律迅速，硕果累累。中国历史上韬略人物之层出不穷，韬略理论之独特精辟，韬略范例之丰富多彩，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探索与研究历史上的文韬武略，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才干，启迪思想、智慧，而且于竞争激烈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均有着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从韬略的角度研究历史，可以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洞开一面，从而窥视到历史演化的某些轨迹，获得对于历史真实的一些认识。

　　韬略犹如双刃古剑。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若藏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愿学者得其精髓，重其所用，发扬古道，利国利民。

　　动于九天之上：奇正论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创造性地运用古兵法中的奇正思想，以小击大，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以轻取重，从而扭转形势，打破定局，改变命运，赢得胜利。

　　历史发展所呈现的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现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个关键时刻，而这些关键时刻，无一不受韧略思想、水平、艺术的制约。奇正思想是韬略武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把利刃，是改变现状，走出困境、击败对手、夺取主动的重要工具。

　　三国时期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都是运用奇正思想的杰作。

　　公元192年，黄巾起义已发展到拥有百万大军的罕见规模。起义军骁勇精悍，势不可挡，转战南北，如火如荼。东汉王朝经黄巾起义的打击，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乘机而起，军阀割据局面逐步形成。黄巾军之败，根本原因在于其统帅者的韬略水平大不如敌手。皇甫嵩、朱儁、曹操等人精通韬略，善用奇正，以夜袭、火攻等法，反败为胜，终于扑灭了起义的燎原烈火。

　　公元196年，孙策发兵攻取会稽，会稽太守王朗据守固陵，顽强对抗，孙策数次渡水作战，均未能奏效。孙策叔父孙静建议转移突破口，从其后方杀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得王朗兵败投降。孙策此战解决了江南的后顾之忧，为北上与曹操争雄创造了条件。

　　公元200年，袁绍、曹操两大集团在官渡展开决战。曹军在正面战场坚壁固守，扼敌咽喉，同时，利用时机，变换奇正，曹操亲率轻骑五千，以奇兵夜袭乌巢，火烧袁军屯粮。当袁军因粮草被焚，军心动摇之际，曹军在正面战场全线出击，歼灭袁军主力，最后使得袁绍落荒而逃，余部七万多人投降。曹操先正后奇，以奇击虚，奇正相生，击奇制胜的高明蹈略，是官渡之战获胜的关键。

　　曹操集团平定乌丸的战争，同样也是活用奇正蹈略的成功范例。曹操长驱直入，轻兵突袭，出其不意，兵如天降，使得乌丸猝不及防，兵败仓促。

　　公元226年，吴交趾士徽起兵，吴交州刺史吕岱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迅速平定了士徽的反叛，稳定了吴国心腹地区。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与魏将司马懿战于上邽。蜀军因粮尽退兵，司马懿派遣张郃追击。此前，张邰建议奇正互用，克敌制胜，而司马懿未能接受。诸葛亮面对追兵，在木门选择险要地形，出奇匿伏。当张邰追兵进入伏击地，蜀军居高临下，万箭齐发，魏名将张邰中箭而亡。魏追兵受阻，蜀军安然而退。

　　公元263年，魏分三路大军进攻蜀国。蜀将姜维集中兵力退守剑阁，使得魏军受阻，魏将邓艾西出剑阁，偷越阴平，从七百里无人之境直插蜀国腹心，飞兵抵达成都，迫使蜀国后主刘禅出降，而置姜维大军于无用之地。魏军奇正相生，正面钳制，侧翼进攻，以正御敌，以奇击虚，取得大胜。

　　早在老子《道德经》中，就有过对于奇正思想的阐述。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道德经·:五十七章》)。所谓正，是指社会所公认的正道，包括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路线、思想、政策、原则、措施。当然各家之正，分野极大。老子之正，也寓有其所主张的清静之意。而奇则是巧妙，诡秘，临机制断，随机应变，没有固定的程式。老子用两个不同的字归纳、总结治国与用兵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应该说是十分精辟的。

　　对奇正思想内涵作进一步揭示与阐发的是孙子，《孙子兵法》用极为精练的文字，表述了奇正原理。

　　首先，孙子将奇正作为战略战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全部军队一旦遭到敌人的进攻，而保持不败，关键在于真正掌握奇正之法的神髓。

　　孙子所说的奇正，经后人的揭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正面迎敌为正，机动配合为奇；明为正，暗为奇；静为正，动为奇；进为正，退为奇；先出为正，后出为奇……总之，—般的、常规的、普通的战略、战术为正，特殊的、变化的、罕见的战略、战术为奇。

　　掌握奇正原理，是使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奇正原理是用兵作战的灵魂。

　　第二，孙子揭示了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以正合，以奇胜”(《势篇》)，即以正面交战，以奇变取胜。用兵必有奇正，无奇正而胜，属于侥幸之胜。三军无奇兵，是不可与敌人争夺利益的。两军对阵，有正面战场的直接厮杀、搏斗，但必有奇兵捣其旁，击其后，才能有胜利可言。孙子的这一层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出奇制胜，先正后奇，以正御敌，以奇击虚，正面钳制，侧后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匿伏，因势用奇等韬略原则。

　　第三，奇正变化。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战术无非奇正两途，然而由奇正而推演、产生的奇谋妙策，则无穷无尽。“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天地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江河没有竭尽，波澜叠起。奇正变化，纷坛浑沌，效法自然。可至化境。

　　最后，孙子阐述了奇正范畴的内在联系：“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奇与正不可分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如同圆环旋转，无始无终。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实质上，是指奇可变为正，正可变为奇。变奇为正，化正为奇，临敌运变，循环不穷。

　　三国时代，谋士智将对孙子奇正原理作了深入的开掘与灵活的运用，使其大展神威，大放异彩。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孙子的奇正原理，几乎所有取胜的战争，无不奇正并重。正意味着强大的实力，意味着正面的进攻。曹操对抗黄巾军、乌丸、袁绍，孙策对抗王朗，吕岱对抗士徽，诸葛亮对抗张邰，邓艾对抗姜维等，无一不是力与力的碰撞与较量。若忽视正，奇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纸上谈兵，不堪一击。从对抗集团的双方分析，实力强的一方反而失败，这就表明，不含有奇的正，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原有的实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出奇制胜是韬略家们普遍追求的最高目标，其中原因，也是众所周知，因为出奇招可以从阻力最小、效益最大的途径达到目的，从军事角度而言，出奇制胜为用兵之铃键，制胜之枢机。用奇的核心，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根据敌情，灵活运用，不泥常法，出人意外。极而言之，奇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思维弱点，侦破、捕获对方的思想空隙，大胆突破思维的框框、常规，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根有据，避免失去基础，走入绝境。

　　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总是精通奇正的依存、转化、相易、相生，积极营造优势，打击对手。而绝不固守一途，偏执一方。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败于对手因间设奇的稻略；气势汹汹的袁绍大军，挫于曹操以奇击虚的韬略；惨淡经营的蜀汉政权，毁于曹魏诸将的奇正相生韬略。历史在这些转折点上拐弯，对抗的集团也从而或分崩离析、或发展壮大；或一败涂地、或东山再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国时代的历史，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真理，适应时代潮流的政策、方针能够使一个集团由小变大，由弱转强。魏、蜀、吴的局部统一及其所实施的政策，使得这些政权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岿然屹立，不动如山。三国实力的取得，概由正所至，由奇而成，这种正与奇的意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方面，而非限于一域。三国韬略家各运匠心，善用奇正，横扫群雄，统治一方，建立了赫赫之功，三国之战，实为智囊之战。而各国异势，盛衰殊途，也由于蹈略有无，水平高低。奇正为韬略的重要原理，其价值作用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蜀汉之败，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历史教训。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的韧略精神。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等古训，已成为三国时代韬略家行动的共识。吴出兵合肥，挠魏不止。满宠择利而动，谋拒吴兵。吴视利而动，攻晋夏口。杜预因利间斗，分裂吴国君臣团结。王肃、王基、薛综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兵以利动。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三国韬略的复杂性。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形成了三国韬略运用的广泛性。三国集团之间，集团内部的关系经常变化，或好或坏，或战或和，或敌或友，但制约的力量始终是利益关系、利害关系。这种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阐述的真理：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为利，转祸为福，成了衡量韬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标志。《孙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则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这是说，明智的将帅谋士考虑问题，必同时兼顾到利益与危害两个方面。充分考虑到有利条件，事业就可得到发展；充分考虑到有害因素，祸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来使敌国屈服，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要以诸事来使敌国繁劳，使其不得安宁；要以利益来引诱敌国，使其奔走不息。灵活运用利害关系，积极改变利害关系，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殚思竭虑、想方设法的攻关课题。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曹军兵力相对薄弱，士卒疲惫，后方暴露，根基不稳，在袁绍大军压境面前，处境困难，准备退兵。苟彧等谋士在关键时刻，指陈祸福，力主对抗，建议出奇制胜，转患为利。曹操采纳智囊们的见解，加强正面防守，乘隙而进，火烧乌巢屯粮，打乱袁军阵脚，使其军心动摇。然后曹操乘势而动，发起全线反击，击败袁军。此外，杜袭劝阻曹操征讨许攸，认为曹操击许攸是“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本末倒置，“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动，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三国志·:杜袭传》)，使曹操回心转意，采用以德报怨之策，厚抚许他，化害为利。公元278年，北方发生水灾。杜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化险为夷，转祸为福。三国韬略家们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也充分表现在与天、与大自然搏斗中。

　　认识利害，运用利害，逆转利害，是三国韬略实践的三个层次，也是三国韬略理论上的三种努力，三国时代的个人与集团、三国时代曹、刘、孙三大对抗政权的兴衰盛败，无一不与韬略实践的三大层次息息相关，无一不与韬略理论的三大努力紧密相连。

　　寻找捷径：曲直论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很难直达目标，一步登天。个人或集团，在其奋斗的过程中，往往历尽艰险，最后或有所成。他们始终向着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一直走到底，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则采用迂曲路线。三国时代，各大集团大都有着同一的最高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形成了强大的阻力，使双方均无法轻易越过，于是，直接的、正面的抗衡，就常常转化为间接的、侧面的、迂回的斗争。曲直韬略在军事、政治、外交领域内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其内蕴被不断开拓、充实，成为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主要侧重在四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古已有之的以迂为直思想，在实践斗争中，变换手法。多样化的战略战术，是这个时代对以迂为直思想的贡献。二是屈伸自如，灵活应变。三是以直为主，以曲为辅。四是曲直互用，晦隐莫测。与以往不同的是，曲直的含义在三国时代有了多层次的内蕴，曲指迂回，曲折，收缩，侧面，谦退，隐晦。直指直达，平易，拓展，正面，突进，公开。我们也正是在上述义项的界定内，讨论三国时期的曲直韬略。

　　以迂为直的韬略思想，为人们所习知，而在韬略实践中，由于韬略家的高超手法，以致常人难以识破。以迂为直的实质，是为达到直接目的，而走间接路线。由于间接路线的隐蔽性，曲折性，故在实施过程中，能避开对象的视野，使对象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受到打击，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失。这种损失在开始阶段是不知不觉的，到有所觉察时，失败与危亡的局势将无法挽回。

　　以迂为直的思想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老子《道德经》中讲到：“将欲歙(收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换言之，希望达到直接目的，而采用间接手法，间接的、曲折的现象如何与直接的本质相联系，既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水平，同时反过来又可以为目的而设置常人难以辨认的假象。这两个方面，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均有独到的体察和实验。为了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张角花了十年之力，先从思想影响入手，组织民众，而不是立即倡导暴动，走的是一条十分巧妙的以迂为直路线。东汉朝廷大赦党人，调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重要力量，同样是走间接路线。改刺史为州牧，表面上是制度的改变，其实是权力割让。刘备示人以仁信，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民众拥护自己。曹操不称帝，是为了子孙的帝王基业更加牢固。此外，诸如曹操处置祢衡，邓芝出使东吴，刘备、孙权在中原以外创建霸王基业，魏、蜀、吴三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方针，诸葛亮北伐，司马懿保持沉默……都不能以表面现象为实质。识者洞若观火，早作设备；愚者就事论事，缺乏远见。间接多路线使对象不清楚敌方的真实意图。三国时期以迂为直的大量韬略实践成功地打破了施谋客体内在的平衡与稳定，达到预定的目的，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一个新发展就是突出曲的作用，收放由心，屈伸自如，灵活机动，善于应变。当然，曲是为了直，屈是为了伸。曹操在政治上常处曲势，对汉献帝的外表尊祟只表明时机未到，以屈求伸。刘备在个人势力弱小之时，四处投奔，委屈求全。此外，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人，均是善用曲术的高手。

　　三国毕竟是一个激烈动荡的社会，开辟前途，发展霸业离不开强大的实力，离不开武力的对抗，这就使得曲直韬略中曲与直的地位轻重有了明显的区分。以直为主，以曲为辅是当时使用曲直韬略的总体特征。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曲直互用，难辨真伪，晦隐莫测，扑朔迷离。如贾诩对董卓部将的指点，对曹操立储的点拨。曹操对西部军阀的态度，荀彧对曹操的辅助，枣祇、任峻的屯田之策，杜畿对河东的对策，赵俨对韩、马旧部的处置，司马昭对邓艾、钟会的使用……其中都有着常人难以觉察的深刻目的。当然。内中秘密为达者所识，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一种结局是前功尽弃，一种结局是身败名裂。

　　时代风云的诡谲多变，使得个人与集团的目的无法直接实现。而曲直韬略的频繁应用，也使得情况复杂严峻，动辄有咎。整个三国时代，是战乱、裂变的天下，但又无不趋向一种从局部到整体，从地区到全国的兼并、统一。这是时代和社会发展中曲与直的变化。三国时代中曲直韬略的成功运用，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向人们启示着一种客观世界的真理，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了这一真理，并运用于实践，就会总结出一种新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打破了以往平铺直叙的模式，换来了实际行动中的成功。

　　使敌手无力相搏：劳逸论

　　冷兵器时代，冲突双方在决战中，总是以力相搏，强者为胜。一旦双方旗鼓相当，就会出现艰苦的相持拉锯状态。如何削弱敌人的原有力量，以使其在决战时刻发挥不出优势，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亟需攻克的难题。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孙武指出：“佚而劳之”(《孙子兵法·:计篇》)，“以佚待劳”(《军争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孙膑指出：“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思想，无疑都构成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许多韬略实践都是在这些思想种子里结出的智谋之果。

　　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踏步不前，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继续向前延伸，将“以佚待劳”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待”有被动、消极的一面，而“击”则变得主动、积极。这一原则的提炼，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形势有密切关系，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赤壁之战，刘、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如果曹军发动攻势，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但刘、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迫使曹操退兵。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蜀攻吴守，东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大胆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第二，在“佚而劳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休整的机会，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官渡之战中，曹操被袁绍包围，后来军粮已尽，给荀彧写信，准备撤军，荀彧不同意，指出：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曹操听取荀彧之见，实施敌疲我打，乘劳而攻战略，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最后取得了胜利。曹操以弱敌强，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

　　劳而攻之的另一个著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五万兵力，备足一年粮草，在寿春闭城而守，反叛魏国。与此同时，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东吴求援。东吴派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叛魏，败逃东吴，文钦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准南，兵败后逃到东吴。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使得魏国朝野震惊。六月，魏车驾东征，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前往讨伐。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司马昭率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对叛军围而不打，待惫而歼。最后，诸葛诞单骑逃窜，被魏军杀死。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比较轻易地赢得了胜利。

　　第三，将己方的不劳、无劳、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上。《孙子兵法》讲行于无人之地，攻人不备，可使己方不致疲劳，储备足够的战斗力，用以对付敌人。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经济措施，可以营造宽松、缓和的环境，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多方作战，背腹受敌，前后夹击，里应外合，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积极争取机会，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平和、静养、休整的良好状态。

　　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赛跑。由此为出发点，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从而在决战之前，就稳操胜券。

　　劳逸韬略是兼具破坏性与创造性功能为一体的韬略。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冲突的双方往往将决战转化为间接的破坏与反破坏、创造与反创造的斗争。赤壁之战后，曹操看重孙权和刘备手下文武人才的出类拔萃，对方一旦继续成功地合作下去，南部的中国，决非自己所能有。于是，拆散孙、刘联盟已成为曹操的当务之急。曹操密遣蒋干以个人名义游说周瑜，劝周瑜叛孙归曹，分别给孙权、刘备写信，以图分裂其关系，但均未得手。不过，此后在大的利害冲突方面，终于挑拨孙、刘反目，荆州被袭，关羽被杀，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孙、刘的对立，以致曹魏坐收渔利。敌之劳，即我之逸。曹魏在刘、孙之战中，坐山观虎斗。刘孙任何一方的胜利与失败，都使南中国的北界出现可乘之机。这使得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魏抗衡的蜀汉、东吴，削弱了相搏的力量。与袁绍不同，曹魏的最高决策从总体上是采纳智囊们对蜀汉、东吴的战略方案的，以逸待劳、以逸击劳、逸而劳之、劳而攻之等劳逸韬略原则，从效益上来讲，原本是强者对弱者的杀手锏。弱者对强者实施劳逸韬略，也只能用于局部，否则，必无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