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一1620年)，苏州府长洲县有位男子，名叫张国瑞，表字昌伯，娶妻余氏。张家原本也是读书的世家，但从昌伯的父亲起，便不怎么喜欢读书了，开了个布店，成了富翁。传到昌伯时，也继承父业，由于他比父亲更加勤恳，家产又增加了几倍。

　　一天，张昌伯正坐在店中，见一个人从门前走过，随即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闲看。昌伯正要上去问问，遇到有人来买布，忙了半天，这事便忘了。直到晚上做完生意，将店铺收拾停当，吃了晚饭，清了清账，已是二更时分，这才上床睡觉。

　　还没有入睡，他就听到门外有些响动，想起来查看，又怕惊动家人，况且门已关好，料来无事。谁知那响声竟然渐渐地到里面来了。昌伯悄悄地爬了起来，藏在门后，只见黑暗中走进一个人来。昌伯一把把他抓住，急忙叫起家人，点灯查问，幸好家中没有丢失一件东西，外面也没有其他小偷。

　　昌伯仔细一看，那人正是白天在店门外闲看的人，家中所有的人都想收拾这人一顿，倒是昌伯将他们喝住说：“你们不要动手。他又没有偷走我们的东西，打他干什么？”

　　那人听到这话，知道遇到个好说话的人，连忙跪下说道：“小人家有老母，因无钱赡养，不得已做下这事。念及无知初犯，望先生饶了我吧！下次再也不敢了。”

　　昌伯笑着说：“你既然到了我家，岂有白来的道理。东西虽然没有拿到，给你一两杯酒，冲冲寒气吧！”

　　于是叫人暖一壶酒，摆出两碟小菜，叫他坐下。

　　那人不觉有些惭愧起来，更是有些慌张，心中起了疑心，不敢动筷子。

　　昌伯说：“你放心畅饮，这些都不会是暗算你的东西。我若要暗算你，为何不乘机难为你一番，难道送了你酒食，再来摆布你吗？”

　　那人知道遇到了真心行善的人，不敢违背他的心意，便喝了起来。

　　昌伯见他喝得自在，十分高兴，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我看你不像个坏人，怎么不做些生意？”

　　那人说：“我叫朱恩，住在城中，妻子扶氏，因前些日子与人家打官司失败，家中十分穷困，母亲又重病在床。我没有办法，只得铤而走险。”

　　张昌伯听罢，取出一些银子，送给朱恩，要他去做生意。朱恩感激涕零，叩头拜谢而去。

　　朱恩回到家中，见母亲躺在床上，便将自己半夜偷窃失败，又遇到好人的经过，详细说了一番。

　　朱母叹道：“幸亏你遇到好人了，真是侥幸之极！你若被送往官府，有什么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办啊！你下次不准再去胡作非为了！”

　　朱恩说：“我也是无奈之极，只做了这一次，从今以后，依着妈妈的便是。”

　　母子二人又高兴起来。

　　到了天亮，朱恩买了一副担子，又买了一些祭品，献过财神，与妻子扶氏吃了早饭，便到门口站着，想找点事情做。

　　忽然天色阴暗，下起雨来。朱恩正要关门，只见有人走到他屋檐下避雨。朱恩有了本钱，一时间又存了个济人的念头，连忙邀请那人进门坐下，替他烘干了湿衣，随意问了问那人的情况。

　　那人说：“在下姓乐，表字公济，住在胥门街上，专为别人选择合婚的吉利日子。今早从亲戚家回来，不料遇到下雨，倒是打扰了你们，真是不安。”

　　朱恩也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番。

　　乐公济说：“实不瞒你，我原来是代人写状子的，衙门中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近来因为年纪大了，再想想那张状纸上，不知使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性命被害！是个不积德的行当，所以改为现在的行业。在下写的状子与别人不同，只有三言两语，没有不准的。如今就是改了行了，找我写状子的还是不少，我一时不好推辞，只得将就写几张。以后合婚择吉的生意多了起来，我便不再写了。”

　　朱恩听罢，知道遇到个刀笔高手，不敢怠慢。二人说得投机，朱恩有结交的意思，想日后借他刀笔之力。

　　这时雨还未停，朱恩便叫妻子扶氏摆出酒菜，留乐公济坐下喝酒。公济见状，脸上便有些不好意思，但肚中实在饥渴，也就没有过于谦让，宾主二人吃了起来。酒足饭饱，公济起身想要辞别，但门外地下泥泞，不便行走，心中正觉为难。

　　朱恩说：“地下这么湿，怎么好走，等我借把伞来，送你回去吧！”

　　公济说：“怎么好麻烦你呢？”

　　朱恩说：“怎么说这些话？我们以后还要往来的，只是不要嫌我贫穷就是了。”

　　朱恩向邻居借来一双雨鞋，给公济穿了，自已则穿了一双破烂不堪的，送公济回家。

　　二人在路上说着话，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公济的家中。朱恩看了看，只见公济的家中布置得十分精致，红窗白墙，堂中挂着一幅名人的字画，案上放着几本大明法律和年历通书，摆着笔墨。

　　朱恩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便起身告别。刚走出门来，看到了公济为人选择吉利日子、代人合婚的招牌，便停住脚说：“小弟忘了一事，未曾相求。”

　　公济问：“忘了什么事？现在说来，也并不晚。”

　　朱恩说：“实不相瞒，我目前生活十分艰难，想做些小生意，只是不知明天是不是好日子，烦请你看一看。”

　　公济将年历通书查了一查，说道：“明天不是上上吉日，还要再等两三天，到了十七日那天，才是个无往不利的好日子。”

　　朱恩拜谢而去。

　　过了两天，眼看做生意的时间快要到了，朱恩赶早起来，收拾好担子，准备出门卖些东西。他吩咐扶氏关好门窗，就走出门去。恰好走到张昌伯的门前，只见有人靠在那里。

　　朱恩心中吃了一惊，想道：“那人必定是个偷东西的贼。但这时天将亮了，怎么这人还在这里？”

　　随即喝问了两声，仍然不见动静，便壮着胆子去拉那人。忽然他浑身打了个寒颤，惊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朱恩伸手一拉，只见那人的身体便团团转了起来，他定睛一看，这人却是悬梁自尽的。他伸手摸了摸，已经没有半点气息，不知死了多久了。

　　朱恩心中十分惊骇，想道：“张公这样的好人家，不知又有什么仇人和他过不去，用这个奸计来害他。”

　　朱恩想报知张昌伯，又担心惊动邻居；想事不关己地走了过去，却又放心不下恩人，心想：“他既然救了我的难，我怎么不去救他的难呢？让我把这具死尸搬离这里，免得害张家吃官司。”

　　想到这里，朱恩用砖石垫高了，站上去把尸体解了下来，管他是什么人物，背着便走。走了大约半里地，来到一个桥边，朱恩把尸体放下，又将颈上的绳索解开，捆了块石头在他身上，轻轻地推下水去。然后转身回到恩人的门前，将垫脚的砖石搬开，自己挑着担子做生意去了。

　　这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张昌伯家对门的一个无赖说起。这无赖名叫刁星，表字德甫，最喜欢无风起浪，惹事生非，诈人钱财。他早就听说张昌伯是个有钱的厚道人，便想得他些好处，只是没有想出妙策。

　　那天朱恩到张昌伯家行窃时，张家全家大小叫喊起来。当时有个做饭的老妈子，年纪七十多岁了，也出来看热闹。不料冒了些风寒，竟发起病来，两三天便病逝了。昌伯因她没有亲戚，自己为她买棺人葬，又念及她平时勤恳，不忍将她火化，打算把她埋在自己的祖坟空地上，上坟时也好为她烧些纸钱。谁知刁星知道了这事，便打起了主意。

　　一天，刁星刚出门，便遇到个卖鸡的乡下人，讲好了价钱，便将鸡拿进屋里去了。那人在外面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出来给钱。

　　直到点灯时分，刁星才走出来，满口赔不是，并殷勤地说道：“你回家已经晚了，不如住在我家，明天早上再回去如何？”

　　那人说：“你不要取笑，只求将鸡钱给我，我急急赶出城还来得及。”

　　刁星说：“我已经耽误了你的时间，如不留你住下，心上也过意不去。”

　　当时也确实天晚了，那人见他说得十分诚恳，便答应住了下来。

　　刁星见他愿意住下，忙将鸡钱取出来给他。那人心中高兴，又见摆出丰盛酒饭，主人陪他吃着，询问他的情况。

　　那人说：“我叫虞信之，家里只种了五六亩田，如今缺钱用，只得卖鸡来凑数。”

　　刁星问：“你如果没有鸡卖时，怎么生活呢？”

　　他见虞信之烦愁不堪，又说：“我现在有一笔钱财送给你，你愿意要吗？这笔钱财不在我这里取出，多少还要看你的机缘。”

　　虞信之说：“只是我们乡下的粗人，能干什么事呢？”

　　刁星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要你说几句话，钱财就可以到手。”

　　于是，将张婆子的死因详细说出，并教了他一番应对的语言：“你就自称是张家的亲戚，找到张家大闹一番，我在中间劝说，多少也可以弄得些油水出来。这难道不是白白地得到一笔大财？”

　　虞信之听了这话，利欲熏心，竟然答应了。

　　第二天，虞信之依照刁星的安排，走到张家。

　　昌伯问他的来意，信之说道：“我有个姑姑，一直在贵宅帮工，今天想来看望她一下。”

　　昌伯怀疑到：“她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年，从没有见她有亲戚来往，为何刚刚死了，就忽然钻出这亲戚来，也不知是真是假。”

　　于是心生一计，便将死去老妈子的年龄和来历，详细地询问虞信之。虞信之一时支吾不清，面带羞愧。张昌伯见了这个情景，知道是个假冒的家伙，便不再理他。张家的家人你一言，我一句，把虞信之抢白了一阵。虞信之见张家不上当，转身便走，想急着回家去了。

　　谁知刁星正躲在门口观看，见虞信之走了过来，连忙将他叫住，问问缘故。虞信之将情况说了个详细。

　　刁星说：“你这人真是扶不起，就因为这几句话，就怕他起来？”

　　又将虞信之拉进屋中，摆出比昨天更加丰盛的酒菜来。

　　二人吃着酒，刁星笑道：“我如今有一条妙计，你如照办，万无一失。”

　　信之问：“不知是什么办法？”

　　刁星说：“你今夜必须死在他的门口，便好说了。”

　　信之吃了一惊，说道：“先生不要取笑，这事怎么能行？”

　　刁星说：“我是叫你假死，又不是真死。你今夜走到他的门前，做出自缢的样子，我便出来一边解救你，一边叫来地方保甲，还怕他不给些银钱与你？”

　　信之乘着酒兴，以为刁星必然会来为他做主，竟然向刁星要了条绳子，直接来到张家门口。这时已经是三更天气，月光明亮，信之找了个挂绳子的地方，把绳子挂上，挽了个圈套，便把脖子套了进去。不到半个时辰，灵魂便向鬼门关报到去了。

　　刁星哄骗虞信之走后，便远远地站着，看着他上吊自缢，才关了门，向妻子水氏说了内情。

　　水氏说：“这计策好是好，只是太难为了卖鸡的人。”

　　刁星道：“当今之世，如果顾及他人，自己就得不了便宜。我一心要弄弄张家的银子，不料到了今天，才借卖鸡人的性命完成了宿愿。”

　　于是又准备了明天恐吓对方的话，这才睡下。谁知身体困倦，一觉竟睡到天亮。水氏将他从床上推了起来，他才急忙跑出门去。刁星出门一看，对门张家却是毫无动静，仍然像平时那样热闹，就是左邻右舍，也没有人来向自己说起什么。

　　刁星心里十分奇怪，惊讶地想道：“怎么张家门前竟然没有一点迹象？难道是张家知道了，早已将尸体藏了？”

　　只因心怀鬼胎，又不便问别人，只是后悔赔了两顿酒饭。于是，心中更加放不下这事，只希望能打听到张家移尸灭迹的证据。过了几天，张家仍然没有动静，刁星心中纳闷不已。

　　再说朱恩自从那天开始做些小生意，收入还够过日子，心中对张昌伯十分感激。这天他做完生意，看天色还早，有心想到张家门前观望一下，也想把前些天有关死尸的事告诉昌伯。正走到桥边，见有许多人围着说话，朱恩靠上前去，只见横着一个死尸，正是他前些天弄下水的，已经被人捞上岸了。

　　朱恩心中有些担心，怕牵连到自己。他走上去仔细一看，更是吃了一惊。原来这死者正是自己姑姑的儿子虞信之。虞信之的父亲叫虞伯勤，祖上本是个乡村中的财主，虞伯勤不善经营，家财已经耗去十分之七。到了信之时，更是十分狼狈。朱恩与表兄原来很是密切，只是两家都衰败后，便疏远了些。

　　那天清晨，朱恩在慌忙之中并没有看死者的面目，现在见到信之的尸体，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失声痛哭起来。

　　众人正在细问他的情况，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人来，说道：“请到舍下去，我和你商量一下。”

　　朱恩回头一看，只见这人三纹横在额上，两眼悬着浮珠，巧舌如簧，笑里藏刀。

　　那人带朱恩到了家中，说：“小弟姓刁，刚才捞了个死人，找不到死者的亲属，正好遇到你，请你写张单子，报知官府。令表兄的死因，老兄想必知道，你说现在怎么办？小弟好替你出头。”

　　朱恩说：“前天他家里人来我家问消息，说是出门五六天了，都没有回家，我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谁知却死在这里！”

　　刁星假装惊讶地说道：“你还不知道？令表兄是被人弄死的。这个凶手，就是对面开店的张昌伯。他凭借有钱人的势利，不知为了什么争吵起来，将令表兄毒打痛骂一顿。现在令表兄忽然身亡，纵然不是他打死的，也推脱不了责任。”

　　说罢，又道：“看起来不像是淹死的，竟像是上吊自缢的呢。如今你去告了他，那份丧葬费用就有了。这是小弟路见不平，一片热心肠，听任老兄裁夺。”

　　这时朱恩想起前些天发现死尸的事，以为刁星的话可能是真的，但他又受过张家的大恩，怎好忘恩负义。只是虞家没有男人，少不得要他出头作主，万一自己移尸的事被人知道，也是担当不起的。

　　朱恩踌躇半天，只得说道：“我也作不得主，必须要找我表嫂来出面才是。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说吧。”

　　朱恩回到家中，将事情对母亲丘氏说了。

　　丘氏说：“没有想到虞表兄死得这样惨！但你也不可造次，必须将真相弄清楚。你的性命全亏张家保全的，如是那晚他将你送往官府，咱们全家也饿死了。依我看来，张家这样的好人，不会是凶手，虞表兄的死必有别的缘故。”

　　朱恩听了这话，来到张家，先谢过了昌伯的救命之恩，然后才问起虞信之的事。

　　虞信之到张家行诈，本来是没有通报姓名的，张昌伯想了一想，才说：“想必是这个人了。”

　　于是将他行诈败露的事说了一遍。

　　朱恩说：“这么说来，我的表兄不知受了什么人的唆使，把性命白白断送了。”

　　张昌伯吃惊地问道：“这话怎讲？”

　　朱恩便把信之自缢于张家门外，自己移尸于河中，刁星要他控告到官府的事，详细说了一番。

　　昌伯听后，不禁毛发耸立，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只得说道：“从来都不相识的人，怎么诈骗起我来了？虚者自虚，实者自实，将来总有说清楚的时候。”

　　朱恩说：“当今之世哪有什么真假？等你说清楚的时候，家财早已被弄去大半了。只是我承蒙先生照顾，自然会替你周旋。你不用为这事忙碌。”

　　昌伯再三表示感谢。

　　朱恩别了昌伯，一路上想道：“信之哪有亲戚在别人家做工？如不是骗局，怎会把性命白白送了？”

　　他又想道：“诈骗肯定是有的，但毕竟是为争论而死，这却是真情。要不然难道死在门口也是假的吗？如今虽然尽了我报恩的念头，但是信之的丧葬费用，应当怎么办呢？”

　　朱恩越想越烦心，愁苦不堪，走了半里多路，忽然脑海中闪现了一个念头：“我真是昏了头！乐公济定有见识，怎么不去和他商量呢？”

　　于是，直接来到乐家，找到了乐公济。

　　这时已经是掌灯的时候了，朱恩顾不得叙寒问暖的客套话，便把信之的死，刁星的话，一一告诉了公济，求他商量个办法。

　　公济说：“依你说的情况来看，事情出在刁星身上，明天你去将刁星告了官，就会弄明白了。”

　　朱恩道：“怎么会是刁星有问题呢？”

　　公济道：“河中捞出死尸，大家都在仓猝之间，为什么他知道信之是上吊自缢而死的呢？别人为什么又不知道呢？就这个细节，也就有许多问题在里面。”

　　朱恩这才有些省悟，说道：“这话有道理，但我却没有想到。但是现在应该怎样告他才恰当呢？”

　　公济说：“我早就知道刁星是个无赖光棍，专门诈骗他人钱财，害人性命。你现在只是告他唆使他人自杀，企图诬陷平民的罪名。不怕他不赔偿你表兄的性命。你表兄有没有儿子？表嫂姓什么？你先说给我听听。”

　　朱恩说：“他没有子女，表嫂姓艾。”

　　公济说：“你明天同表嫂早些到县府来，我要教她见着官员应该怎样说。然后我再去呈递状子，给被告刁星来个措手不及，毫无防范，这才是上策。”

　　刁星在家等到第二天，满以为朱恩会来，便可和他共商大计。不料左等右等都不见朱恩的影子，不禁焦躁起来，想道：“他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既然不来，我是张家的邻居，自己去报官，看他认不认账。”

　　正要去写报官的单子，忽然见到几个公差走进门来，要他去衙门一趟。刁星吃了一惊，不知道为了何事。等到他看了传票时，才知道是为了虞信之的事，原告是虞信之的妻子艾氏，陪告正是朱恩。

　　刁星心中怨恨不已，对公差说道：“我又不是凶手，也不是应当提审的犯人，他们告我有什么理由？”

　　公差道：“我们不过是奉命而来，你是不是凶手，我们哪里知道？老兄应该到官府面前辩明道理才是，和我们说这些也是无用的。这几句话，也抵不得钱用，我们的差钱酒饭，也少不得请你拿出来的。”

　　原来，公差传拘有关的人，要给些差使费。

　　刁星说：“这差使费，自然有人会出，我却不能代劳。等明天我说出哪个是真凶，他是个富翁，再由他全部数给你们，怎么样？”

　　公差说：“这话说得倒好！我们是按传票上的名字找来的，又不认识什么富翁。虽然承你盛意，但是这差使费还是要收的。”

　　刁星耍赖说：“你们是凭票拘人，没有说过要凭票取银子，为什么要我出差使钱？”

　　众公差勃然大怒，喝道：“你说得对，是我们错了！得罪了不要怪我们！那就一起走吧。到了官府听候审讯，如能找出其他凶手，我们就不敢上你的门了。”

　　说着，将刁星扣押着便走。

　　刁星笑道：“冤有头，债有主，还不知是谁偿命哩！跟着去一趟也不是什么难事！”说罢便随着公差，一直走到县衙门。

　　刁星见衙门厅堂上挂的审讯时间，安排在明天，便要回家写个申诉状。那些公差怪他不愿出差使费，不要他回家，竟把他关在衙门的一间房内。这些人为什么愿意为朱恩出这么大的力呢？原来都是看在乐公济的面子上。公济与衙门中的朋友，都相处得很好，只要是帮助公差承担事情，都做得十分周到；如果公差需要钱花，从不缺少一分一毫，所以衙门中的人对他都言听计从，办事非常乐意。

　　这长洲县知县名叫藤云霄，进士出身，极有威风，十分清廉可敬，更有断案的才能。到了第二天，原告、被告等一批人众都出堂候审。

　　藤知县先传唤艾氏，问道：“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是刁星谋害死的？平时他们二人有仇吗？”

　　艾氏说：“我的丈夫名叫虞信之，因家中缺粮，没有其他办法，便去城中卖鸡，以便接济生活。他到城中去了二十多天，都没有回家。昨天朱恩来报信说，虞信之已经被刁星谋害了。我心情急迫，故此向老爷投递状子。平时和刁星其实也没有什么仇。”

　　藤知县叫她跪在一边，立即传唤朱恩，喝问道：“你有什么真凭实据，知道是刁星将虞信之谋害死的？既然知道真相，为什么当时没有马上报案，直到今天才来告状？这显然是欺蒙官员，诬陷平民了！”

　　朱恩说：“小人和刁星从来都不相识，为什么要诬陷他呢？前天小人偶然走到桥边，看见横着一具尸体，是从水中捞上来的。我上去仔细一看，没有想到死者便是小人的表兄。当时大家都在场，不知道死者是上吊自缢而死的，只有刁星一人知道，说是死者上吊自缢后被人拖到河中的。只这一点，就有令人怀疑之处。”

　　藤知县又叫朱恩跪在一边，唤过刁星来，问道：“你是怎么将虞信之谋害死的？从实招来！”

　　刁星说：“知县爷爷在上，这是他们冤枉小人。那虞信之，如果说要谋他的财，他又是个穷人；如果说要报冤，他又和小人没有仇冤。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谋死他呢？虞信之的死，只是因为一个缘故。几天前，小人见他和开布店的张昌伯争吵，被昌伯痛打了一顿。小人再三劝阻都不听，以致信之心生愤恨，自杀而死。张家看不惯小人住在他们对面，因此诬告小人。”

　　藤知县说：“失足死于河中也是常事，你怎么知道他是因愤恨自杀的呢？”

　　刁星说：“我见他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

　　这时，藤知县已经有五分怀疑是刁星搞的鬼，另有五分怀疑是张昌伯的责任。

　　藤知县吩咐传讯张昌伯，才好定夺。

　　昌伯被拘到县府，当堂跪下。

　　藤知县问道：“你是张昌伯吗？”

　　昌伯道：“小人便是。”

　　又问道：“虞信之和你争吵后，是什么时候被逼死的？快快说出来！”

　　昌伯说：“小人家有薄财，知道礼法，怎敢无端地将他人逼死呢？”

　　刁星在旁边插嘴说：“你前些天和他吵架，他见你有钱有势，吵不赢你，含恨自缢而死。你怎么还想欺蒙县太爷！”

　　藤知县将刁星喝住，不准他多嘴，转过来又问昌伯道：“他为什么和你吵架？”

　　昌伯便把老妈子病死之后，他忽然来自认亲戚，因经不起盘问，讨了个没趣便离开了的事，从头到尾，详细诉说了一遍。

　　藤知县又问刁星道：“当时你在不在场？你怎么看见他们吵架的？”

　　刁星说：“就是没有看见，他们吵架也是事实。”

　　藤知县说：“你身居出事地点，看见虞信之死了，就应该报官，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被别人先告发这事？”

　　刁星说：“本来是想立即报官的，只因昌伯匿藏了虞信之的尸体，小人又没有查到证据，所以不敢乱报。只是这擅自移尸的行为，便是一个罪名了。”

　　藤知县喝道：“胡说！他匿藏尸体，你如看见了，就应该止住，不许他移开了！”

　　刁星说：“他如要藏尸，小人从哪里知道呢？”

　　藤知县大怒说：“你这奸滑险恶的奴才！在本县面前，还敢巧言惑众！你既然不知道真相，怎么敢擅自诬陷他人？”

　　刁星支支吾吾，不敢开口。

　　藤知县知道他心虚，喝令左右公差将刁星施用夹刑，用棍子将双手夹起来。那两边站着的公差正在怨恨刁星不给差使费，便重重使力用刑。刁星虽然是个无赖，但从来都没有受过苦刑，一时之间竟熬不住了，只得把虞信之卖鸡开始，直到引诱他自缢的事，全都招了。公差这才放下了夹棍，将口供录了。

　　藤知县进一步又问道：“这就是真相了。那个尸体为什么又被弄开了，难道是想要给张家增加个移尸之罪吗？”

　　刁星道：“小人开初不过是想借此要张家出几两银子，本来并没有想要叫他偿命。人都死了，怎么会又去将尸体移走呢？求县老爷详察。”

　　藤知县便对张昌伯说道：“这不用说，定是你移尸避罪的计谋了。如不用刑，怎么肯招呢？”

　　喝令左右也将昌伯夹起。

　　朱恩见状，连忙上去禀报道：“这是小人的事，不敢害了无辜。”

　　藤知县道：“为什么是你的事？”

　　朱恩不敢隐瞒，便从自己行窃张家、张昌伯赠银说起，把自己改过自新、感激昌伯的恩德，当时又不知道死者是自己的表兄，所以移尸的经过，全都禀告清楚。藤知县见朱恩为人诚实，博慨揽过责任，心中也同情他，不十分追究，只责备了他几下，以了结案子。

　　张昌伯虽然不是威逼他人致死，祸却是由他引起的，罚银二十两，作为艾氏埋葬虞信之的费用。刁星居心不良，设计陷害他人，酿成人命，判为死罪，监候处决。艾氏和朱恩等人一齐放回家中。

　　乐公济在门口迎接众人，与张昌伯相见。

　　朱恩为昌伯介绍道：“这就是乐先生，大名公济。今天的事，多亏乐先生指教，才得以清白。”

　　艾氏、昌伯便向公济再三致谢，各自回到家中。

　　后来刁星死于狱中，他的妻子水氏又改嫁他人。可见天理昭彰，人算不如天算。

　　这场官司，多亏了朱恩。张昌伯虽然花费了二三十两银子，却免去了刑苦和破家的结局，心中十分感激。于是，张昌伯准备了两桌酒，邀请朱恩、乐公济一起欢聚，稍尽情意。

　　酒至半酣，昌伯从袖中取出三十两银子，送给朱恩，并说道：“朱兄拿去做个本钱，开个小店铺，也可以将就过日子，不必在路上吃苦了。”

　　他又取出二十两银子送给公济。公济谦逊了一阵，也收下了。

　　朱恩却再三推辞道：“这些事情，怎能受他人冤枉？一来是先生平时有大德，自有上天保佑；二来是遇到官府清廉，又承蒙乐先生指教。我朱恩有什么功劳，怎敢接受厚赐？”

　　公济说：“恭敬不如从命。你们今后相处的时候很多，有的是报德之处，还是接受了吧，大家彼此相安。”

　　朱恩听了这话，不敢再推辞。三人尽欢而散。

　　朱恩从此做起生意，后来成为有钱的富人。乐公济又为朱、张两家作媒，联了婚姻，世代往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