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起到扭转乾坤的效果。

　　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竟成为战国后期近百年来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

　　孟尝君而卒赖“鸡鸣狗盗”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信陵君以三千门客为核心，击溃秦军五十万。

　　至于蔺相如、毛遂以口舌之力挫服秦、楚之强，侯嬴出奇计抗秦救赵之类的事例。

　　数不胜数……

　　门客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由“主人”供养，所以也称“食客”。

　　但一般不泽及家属，便有“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之怨也可谅解。

　　已经“食客三千”，若加上家属要超过万人，全部实行“供给制”谁能“供”得起？

　　门客受主人供养，也就有服从主人、为主人尽心效力的义务，但“报效”的程度，又视主、客之间的关系而定。

　　著名的刺客豫让在就义前回答赵襄子：

　　“范氏以仆人待我，我就以仆人的方式回报，智瑶推衣置食，以国士待，我又怎能不用生命相报答？”

　　门客依附于主人，却不同于奴仆，仍保留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与主人的关系处于游离状态，可以自主地选择主人。

　　门客对主人不满，可以拂袖而去。

　　这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而不被视为叛国投敌。

　　平原君任赵相国，权势赫赫，但言行不当，引起门客的鄙视不满，竟一哄而散，使他“门下一空”丢尽了面子。

　　特定的历史阶段，滋养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士”阶层，而在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惊涛骇浪中，最活跃的就是这些“弄潮儿”。

　　之所以先絮叨些有关他们的背景，就是因为在《战国演绎》中大量记述了他们的故事。

　　其中当然也要包括涉及的君主、名人。

　　“士”的行为、目的很复杂，所以还得从中细分出“侠”的一类。

　　韩非在《五蠹》中认为：

　　“侠以武犯禁”，说明在他之前“侠”就已经泛滥于世。

　　由他做个评价，似乎“侠”们依仗武功专爱跟官府作对，扰乱社会治安。

　　所以，被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们深恶痛绝。

　　但中国的老百姓却非常尊崇、喜爱侠士，“侠肝义胆”便是中国人高度赞扬“侠”们的褒义词。

　　千百年来，“侠义”一直是青少年刻力仿效的楷模。

　　所以“先哲”云：

　　“少不看《水浒》”，唯恐学不到“侠义”而“画虎不成反类犬”。

　　对于中国侠义这个概念，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曾做过如此表述：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就是说“侠义”的风格表现在：

　　别人有了困难就去帮助，别人遇到危险就去解救。

　　说话负责，一经表态，言出必行，所谓“一诺千金”，虽刀山火海绝不退缩，为之粉身碎骨也不后悔。

　　而且无论成败都必须有个结果，不得虎头蛇尾。

　　在他们的观念里，以蜻蜓点水式欺世盗名最可耻，只有“轻生死全信义”才能光荣地立于世间。

　　更难能可贵的是，哪怕做出挽救一国之难“起死回生肉白骨”的大好事，也绝不炫耀自己。

　　更羞于让受惠者对自己感恩戴德，不接受对方一丝一毫的酬劳。

　　就是面对千钟粟、万户侯，也是笑着说一声：“不！”拂袖而去。

　　甘愿藏于深山隐在市井，当农夫、做博徒，屠猎、卖柴，给人看城门，与普通人同样过那藜藿充饥的清苦生活。

　　也许有人讥笑他们“傻”，他们则还以加倍的轻蔑。

　　其实那些“聪明”的酒囊饭袋行尸走肉，即便捞得一些“实惠”，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也不过是瞬间烟云。

　　他们昙花一现便湮没在腐草朽土中。

　　有幸留名者，在世遭人笑骂，身后也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正因为“侠义之士”具有这种热心待人又高风亮节的风格，才受到当时乃至千秋万代后世人的钦佩和尊崇。

　　连认为他们“傻”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们高尚充实的人生价值。

　　“士为知己者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对事要做正义的行为，为人做正义的代表。

　　为了心中坚守的正义，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战国中后期，曾有著名的“侠义领袖”孟尝君、信陵君，论名气，孟尝最大，但奉行侠义，则首推信陵。

　　两次率合纵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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