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供养门客，是“战国”时极为盛行的一种社会风气。

　　各国的大小权贵乃至富商，无不供养数量不等的门客。

　　少则十几、数十，多则达到三、四千。

　　门客的数量，可以折射出主人的财势、人品、声望。

　　之所以形成这种社会现象，是由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士”在社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代，充满了腥风血雨。

　　通过几百年的厮杀吞并，经历了多少兴起、衰亡之后，周初的“八百诸侯”已只剩下十来个。

　　“周天子”也沦为“债台高筑”的附庸，勉强苟延残息，代之而起的，是“七雄并立”的局势。

　　面对虎视眈眈的周围邻居，大家首先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

　　同时，任何一位君王又都想怎样吞食别人，扩展疆土，以至独霸天下。

　　实践证明，无论是防御侵略还是侵略别人，都必须国富兵强！

　　而要富国强兵，又必须人才辅佐，所以有远见、有志向的精明君主、权贵，都把招贤纳士当做一项重要任务。

　　正所谓“求贤若渴”！

　　如燕昭王因此而修建了千古传颂的“黄金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渐崩溃，新的社会体制和意识、观念正在腐朽中萌生。

　　“犯上”事例屡见不鲜，赵、魏、韩、齐诸国都是权臣陵替旧主建立起的新王朝。

　　权臣间也频频武斗，晋、齐、鲁等国都曾“内战”不止。

　　最终以“几家欢乐几家哭”为结局，所以，大臣们也需要人才！

　　观念随着现实变化，他们逐渐把选用人才的标准从昔日沿袭的“门第出身”转向知识和才干。

　　形势迫使他们走出“任人唯亲”的死胡同，而进入“任人唯贤”的广阔天地。

　　“士”是人才的主要来源。

　　战国时期的士，已超出奴隶社会的范围，其特点是涌进了大量的“平民”。

　　而那些已沦为平民的贵族后代，则按照旧宗法制度：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也就是说一个家族中，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爵位和主要财产，其余子孙所得为少量。

　　以此类推，五辈以后的庶支就所剩无几了，更何况八九十代以后呢？

　　难怪皇叔刘备虽是“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却贫困到“织席卖履”。

　　他们穷了，却也脱卸下宗法制度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国家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形成人才大流动。

　　在社会需求的刺激下，“士”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之首。

　　但做“士”的基本条件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才能，于是又涌现了许多趋向职业化培养“士”的教育家。

　　他们在聚徒授业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自立一派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

　　可以自由的宣传自己的思想以供社会需求来选择，从而呈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战国”又是一个文化特别繁荣的一个时期，儒家、法家、道家等等“诸子百家”，都诞生于这个时期。

　　“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

　　为了“出售”自己，怀揣着文韬武略的士子们奔波于诸侯国之间四处表现。

　　最好的途径是直接觐见最高当权派，一旦被认为符合要求，立刻就能飞黄腾达、封相拜将。

　　但这需要有较高的本领或知名度再加上机缘。

　　一夕之谈便能切中利害，受到赏识。

　　否则，就会像苏秦在秦惠文王面前碰钉子那样，落到穿着破衣烂鞋，自己挑着行李还家的狼狈下场。

　　但是，能够触及到君、王的机会也很少。

　　那些尚没“明珠出土”显露光辉而缺乏知名度的才子，或仅有一技之长却又不愿从事又苦又累的农、工贱业的士子们，便投靠权贵富宅去当门客。

　　所以门客中鱼龙混杂，有徒负虚名、滥竽充数、碌碌无为混口饭吃的草包，也潜伏着“逢其时也一鸣惊人”的蛰龙。

　　因此，当门客的便因人而异。

　　相当一批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也不乏伺机而动，准备凭借“主人”之力去施展自己抱负之人。

　　他们所能起的作用相差悬殊。

　　但许多历史名人确是以士子、门客起始，在那众所纷争的壮阔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史剧。

　　如，孔门子贡一人驾单车游说四国：存鲁、乱齐、败吴、强晋、霸越。

　　在悄悄中叱诧风云，掀起翻天覆地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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