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打猎，但既已约定，便是对猎户也不可失信，言而无信，岂为人乎？”

　　“孔子”拍成电影，轰动一时。

　　可惜有些人最感兴趣的却是孔子的武功如何，与“南子”有无暧昧关系？程度有多深？

　　对他老人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却视为“封建老一套”的迂腐之谈，殊不知这五个字正是做人的根本！

　　魏文侯礼贤下士、遵信守义的名声越来越大。

　　那些修养高有才能的名儒学者、英雄豪杰感到与己气味相投，人以类聚，也就愿意与他接近。

　　再通过相互举荐，一时间投奔魏国的人才济济。

　　如田子方、李悝、李克、魏成、翟璜、任座等，都是出将入相之才。

　　与文侯或为宾友、或成君臣，出谋划策，各尽全力帮助魏文侯安邦定国，使魏的国势日益强盛。

　　据说秦君有一次想攻打魏国，夺取对双方都很重要的战略要地“西河”，大臣们却不同意，指出：

　　“魏君贤而有礼，国人称仁，归附者众，皆能人也，未可图。”

　　政治影响的威慑力当然具有一定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强大，还是建立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

　　初期的“法家”李悝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思想敏锐，不墨守成规。

　　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基本上是把奴隶当做“生产工具”。

　　让他们付出辛勤的劳动却没权利支配收获的成果，只能从奴隶主那儿得一点勉强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

　　他们不但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连人身自由也没有，可以被奴隶主管意的杀死或买卖、赠送。

　　所以奴隶对“被迫”进行的生产劳动毫无兴趣，甚至以各种形式的破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奴隶制”已经日益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改善奴隶状态的“井田制”。

　　即把一大块土地分成九份，中央的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为分给奴隶们的“私田”。

　　每年奴隶们要先到“公田”上去春种秋收，然后再回去经营自己的“私田”。

　　“公田”上的收获归主人，“私田”上的收获归“农奴”。

　　“农奴”有了一定的劳动成果支配权。

　　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自然有所提高，生产积极性也会提高，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很有好处。

　　可惜，据考证“井田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大概是奴隶主们感到自己获益少，投了反对票。

　　李悝担任魏相后，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逐步把“奴隶”（或“农奴”）转变成“农民”。

　　经济上，按人分给一定量的土地，收获的产品必须向主人交纳一定量的“地租”。

　　其余的农民自己自由支配，交租的比例为十分之一，称为“什一税”。

　　（实际上这个比例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因为国君和主人有权修改。）

　　尽管劳动者还要受到很重的剥削，但与奴隶相比，经济状况还是有了本质上的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提高。

　　虽然农民属于某一个主人，却已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不再像奴隶那样可以任意杀死、买卖、转让，而且还允许服兵役。

　　（“允许”用词不当，其实带有强制性，魏国实行的是“征兵制”。

　　但立了军功便升迁有望，使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更非奴隶可比。）

　　经济状况的改善，大大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

　　在当时，粮食是具有决定性的战略物资。

　　农产品丰富，国库储备充足。

　　农民服兵役，不仅扩大兵源，而且升迁有望，也大大调动了军兵的作战积极性，使战斗力得到提高。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为国力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使魏国进入“强国”的行列。

　　“改革”总会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李悝也必然遇到强烈的反对。

　　但魏文侯看到，作为国君，自己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坚决支持李悝。

　　李悝也幸运的死在文侯之前，所以才没有得到后来“商鞅”那样悲惨的下场。

　　一国强盛，势必形成对邻国的威胁。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相邻的秦国和赵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