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大胤不给官员发工资，也就算是基本上默许了他们的贪腐行为。但这个问题在太祖时期并不算多么严重，也就没有被重视起来。

　　所以等后来的皇帝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整个大胤从中央到地方，官员贪腐的现状可谓是触目惊心。

　　于是此时的候官，作为直属于皇帝的朝廷编外人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查治贪官最有力的武器。

　　世祖是前期中最重视贪腐问题的一位皇帝，所以候官一派的权势也在此时登至顶峰，更是在数量上达到了千人以上。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世祖虽有心惩治贪腐官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待自己的亲信宠臣却并不能做到大义灭亲，因而裁撤惩治的官员多为地方官，即使有中央的，那恐怕也是早就看不惯、没这个罪名也迟早也要除了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中央的腐败问题并没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二是各州的地方官的腐败行为也依旧不能杜绝。

　　中央的问题很好理解，皇帝一碗水端不平，那自然根治不了问题。但是地方的问题，惜卿捋了半天才明白过来。

　　合着这裁撤惩治的方法压根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今天撤一个贪污的下去，明天来的新人未必就不贪污，而且这又是古代，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真就是天高皇帝远，中央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精力隔三岔五的一轮一轮派人下去查。

　　于是，世祖之后的几位皇帝在位期间，随着在位者态度的软化，朝中贪腐势力更是一度反扑，这时皇帝们不仅要防着官员贪腐，甚至还要防着自己派下去督查的候官是否贪腐。

　　也是在这时，按下葫芦浮起瓢，官员腐败的问题还没解决，候官的弊病就显出来了。

　　惜卿从一开始看时就发觉出，候官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正规合理的监察机构。

　　大胤并非只有一套监察机构，御史台、尚书省都承担着一部分监察的责任，再就是司隶校尉这一官职，更是为监督司州京畿地区而设立。

　　但他们与候官都不同的一点是，那就是他们除了监察之外，也要负责其他的工作，比如御史台要受理部分特殊的诉讼案件；尚书省已逐渐发展为中央最高政令机构；司隶校尉领司州事务，监控京畿要害，京师哗变时，甚至可以充当战时的大本营。

　　但惜卿看了这么大半天，愣是没发现候官除了向皇帝打小报告外，还干过其它什么正经的事。

　　其实她的疑惑并非没有道理，皇帝之所以会启用候官，本就是对传统监察机构的不信任，此时的监察官员多由鲜卑贵族担任，皇帝自然不会拿他们当贴心的自家人。

　　出于这层顾虑，皇帝在一开始选用候官时，更倾向于那些身份低微、喜欢挑毛病、善于搞阴阳两面的小人。

　　这些选出来的候官自然不负皇帝所望，因其仰仗君主的权威，所以在其监纠百官过程中，常常以刻薄著称，以个人的爱憎、好恶为标准，随心所意地纠举群僚。

　　由此引发的乱象更是数不胜数。比如陷害、诬告无辜大臣，制造冤案；比如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取经济利益，贪赃枉法……而且在皇帝的授意下，他们更是可以超越权限干政。

　　更不用说他们的监察多以秘密方式进行，甚至可以纠无实据，也就是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告发大臣。

　　这也就造成了当时京城官场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朝中大臣更是因惧祸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怎么做都是错的，那干脆就直接对政事不闻不问算了。

　　这样来看，候官对大胤正常统治秩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在崇尚儒家思想的高祖迁都洛阳、实施汉化改革后，几乎是没怎么犹豫就下令把候官这个部门的职权给削干净了。

　　但这个部门说到底也有千人之众，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身份不明，即使他们手里没了权力，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处理好的。

　　所以高祖也发挥了皇帝自带的传统技能——搞平衡。

　　前朝皇帝是因为不重视御史台和尚书省的监察作用，才会过分倚重候官。可高祖恰恰与他们相反，身为汉化组组长的他正愁着怎么给御史台立威。

　　所以摆在眼前的候官就这么理所当然的成了工具人。

　　由此引发了高祖时期最大的一场案件——候官案，牵扯人数达数千人。

　　自此之后，煊赫一时的候官就这么退出了大胤的政治舞台。

　　惜卿看着觉得有些唏嘘，但是她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会被皇帝给安排上这么个差事。

　　于是双手托腮，眼巴巴的望着对面正忙活着的程霁泽，希望他能为自己解答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