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延年与张安世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有一个闻名天下、令人胆寒的父亲；两人都不是长子；两人都以门荫入仕，表现异常突出；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一改父亲的秉性，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好人，都位列麒麟阁功臣。凡此种种说明，如果投胎没得选，那就要在做人上下功夫。

　　杜延年字幼公，通晓法律。汉昭帝刚即位，霍光掌权，因杜延年是三公之子，做事干练，霍光把他补为大将军幕府司空。昭帝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叛乱，杜延年以校尉身份率军平叛，回来后因功升任谏议大夫。后来上官桀父子与盖长公主、燕王准备谋反，被稻田使者燕仓发觉，便向大司农杨敞报告，杨敞胆小怕事，竟然装病躲在家里回避。燕仓又向杜延年报告，杜延年即刻报告霍光，上官桀等人被处死。杜延年因告发反叛有功，被认定忠心可嘉，受封为建平侯，并升任太仆右曹，兼任给事中。

　　霍光执法严苛，杜延年则尽可能以宽厚辅佐霍光。在燕王刘旦谋反案中，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跑，曾在父亲属下侯史吴家里躲藏，桑迁后来被捕并被处死，侯史吴自首，被关押在监狱。朝廷大赦，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认为，桑迁并没有参与谋反，只能算是从犯，侯史吴只是藏匿从犯，罪行较轻，便赦免了侯史吴。而侍御史认为桑迁通晓经术，知道父亲谋反却不加以劝阻，与谋反没区别。侯史吴是300石的官员，不是普通老百姓，却知法犯法，藏匿罪犯，不能赦免，要求重审此案，并且弹劾廷尉和少府纵容谋反。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车千秋为了更能说服霍光，事先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和博士到公车署，讨论是否应该给侯史吴定罪。参加讨论的都知道霍光的意图，不敢得罪霍光，都咬定要定侯史吴的罪。

　　第二天，车千秋将大家的意见密封上奏，霍光认为，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两千石官员开会，致使内、外朝意见出现分歧，便逮捕了廷尉和少府，要杀鸡给猴看。朝廷官员都担心丞相车千秋也会受到牵连，这时杜延年出面上书为车千秋争辩：“官吏纵容罪犯，当然要惩治，但如果判侯史吴大逆罪，恐怕判刑太重。丞相并无私心，一贯会为下级讲好话。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开会虽然欠妥，但我以为，丞相是老臣，在先帝朝就开始受到重用，不是大问题，不应该定罪。而且民间最近都在议论刑罚太重、官吏太严酷，此次丞相召集讨论也是关于刑案之事，如果为此受到牵连，民间会议论纷纷，这样会谣言四起，将军会失去民心。”最后霍光以胆敢议论法律轻重罪，判处廷尉、少府杀头示众。此事不再牵连丞相，继续和丞相在朝中相安无事。杜延年维持公平，维护朝廷团结，这类事情还有很多。

　　汉武帝后期由于奢靡和连年征战，耗费巨大，国家财政紧张，百姓流离失所，杜延年深感国家政策急需调整，便向霍光谏言，应该像文帝朝那样，以宽厚俭省治理国家，这样才能顺应民心，契合民意，农业生产也会有所恢复。霍光采纳了杜延年的建议，在全国举荐贤良。诸如讨论取消酒类专卖、盐铁专营，也是杜延年首先提出，而后开始施行。官吏、百姓上书讨论时政，如有不敬之处，霍光便交给杜延年审理。杜延年认为言论有可取之处的，由官府考试，推荐给县令或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任用，试用一年，按照情况上报，可以抵不敬罪。杜延年在太仆寺与丞相、御史大夫两府及廷尉署，共同审理奏章，成为霍光的重要臂助。两人在昭帝时期合作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减轻赋税、缓和刑罚，巩固了霍光执政的合法性。

　　汉昭帝末年生病，征召天下名医，杜延年负责皇帝的用药，尽心尽力。但昭帝还是驾崩了，霍光拥立昌邑王即位，很快又罢黜了他。霍光与大臣们商议，要确立新的皇位继承人。杜延年的二儿子杜佗与当时在掖庭的皇曾孙刘病已关系很好，杜延年认为，刘病已品行优良，便劝霍光、张安世拥立刘病已。刘病已即宣帝即位，褒赏大臣，杜延年因定策拥立有功，增加食邑2300户。宣帝诏命有关官员确定有功人员位序，霍光功劳超过当初的周勃，张安世、杨敞功劳与陈平一样，韩增、蔡谊功劳和灌婴一样，杜延年功劳与刘章一样，他们都受封为列侯或增加食邑。

　　杜延年为人谦和，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又长期在朝中任职，受到宣帝信任。宣帝出巡，常随侍在左右，在宫中协助处理政务，担任九卿职务十几年，皇帝的赏赐及其他馈赠累计达数千万。然而杜延年与汉宣帝的“蜜月”，却因为霍氏谋反戛然而止，那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