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叔还是真受宠啊，家底不少啊，布和绢居然有八万六千七百匹！”

　　这些粮食和布还有绢都是可以当钱花的。

　　衣食住行，衣虽然在前，可是也和吃饭一样重要的。

　　去年侯君集大败吐谷浑，皇帝赏赐三十万匹布给二十万大军，二十万大军的欢呼，整个长安城内都听到了，深宫里的李阙也听到了。

　　布和绢其实也是钱的一部分，布一匹，足够一家人一年的吃喝了。

　　然后李阙又看了一下这些天下十道，分别每年上缴上来的“租调庸”，其中最富的莫过于淮南道和江南道了。

　　这两道把后世的江苏的一部分和浙江还有另一部分的江苏给花开了，可最富的州府还是当属这两个江南之地。

　　这些年来，李二登基以来，对于天下百姓都是以民为本治国，多次下令减免赋税，轻徭薄赋的，可是对这江南之地的赋税，一直都是有增，从无减少过的。

　　李世民是仁义，可是李世民也不傻，都知道这江南之地最是富裕的！

　　而江南之地的富裕是因为他们的布和绢，还有他们精致的丝绸，甚至江南的瓷器，书画，也是颇有名气的。

　　说到布匹和丝绸，从古至今，江南这一地都是全国上下的中心，超越了这个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并且深受喜欢，大唐和西域之间的那条路，叫的就是丝绸之路！

　　如今大唐天下承平日久，万邦来朝，四海来贺，大唐丝绸和布匹，不止是吐蕃，吐谷浑，西突厥那些附近的邻居们喜欢的东西，西域那边对于大唐的丝绸也是赫赫有名的，甚至是远在波斯，高句丽，倭国的那边，都对大唐丝绸，大唐布匹，心向神往之的。

　　尤其是大唐丝绸，要是运到西域，波斯，高句丽，倭国的那边，哪怕是到附近的那几个国家那也觉得绝对可以是大赚了很多倍了。要是到了高句丽，西域，波斯，百济新罗那就更多了。

　　而且在那些江浙地区，还不是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是商人牵头，开设手工作业作坊，雇佣织造工人，而且唐朝时期，民风开放，没有男女之间那么多大防，女子也是照样出来谋生。

　　小作坊一般十几二十人，大的作坊有的数百人。

　　这些人都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等到日落以后，第二班工人轮着上，人停织造机器不停，继续做。

　　江南地区的很多赋税都是用布和绢代替的，也可见他们的富裕。

　　重农抑商，对商人防备心很重，一直是每个朝代帝王都会这么做的事情，哪怕是明君，因为农业才是这个国门封闭，古老的国家的基本，民以食为天！

　　而且还对这些商户人家的子弟们限制科举，赋税也还高一些，未曾得到减免。

　　可是从后世的眼光看，李阙也能看出李世民制定这个国策的深层用意。

　　就拿明朝来说，从明朝的仁宣盛世以后，虽然朝廷也禁止了江浙地区的一些商人家的子弟科考，可是他们还是可以花费足够多的钱财，买通地方官员，朝廷官员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为他们说话。

　　如果他们的子弟还成为了官员，甚至是高官，那这些人在制定国家政策和税收的时候，就会朝着自己的家乡那边偏袒。

　　但是历朝历代也没有就是要把商人往死里压迫，都有不收取商税的规定，这样的后果就是让原本就有钱的商户越来越有钱。

　　而且从历朝历代的很多中后期开始不许商人为官的规矩都成了一个摆设。

　　普通人家的孩子和一些有钱的人家的孩子不可能是站着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所能接受的教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中后期以后，一些江浙富裕地区的商人们为了自己的子弟们能做官读书，拼命修建学校，请天下大儒名师教导，开设学堂给子弟读书。

　　而且有的地方，这些富商们联合在一起，分别在自己的家族里面挑选最善与读书的子弟，免费让孩子读书，让他们去科举有功名。

　　有功名的读书人就可以做官，做了官员也有免税的特权，而那些读书最好的，成为了进士，留着做朝廷中枢的江浙财团的子弟们，更是和地方上的官员官商勾结。

　　一个著名的东林党人就是这么来的，东林党在后期也是不断地导致明朝财政的枯竭，而在唐朝这些商人的后台就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或者朝臣，这里面不可能也只是因为政见不同，看不顺眼，当然也有因为权力和金钱。

　　这些人不断的倾轧，各派政治集团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

　　彼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朝政根基更加动荡不安。

　　而从安史之乱开始，皇帝就开始觉得宗亲大臣，大将不可靠，有所怀疑，相比之虾更愿意相信宦官，从唐肃宗的李辅国开始。

　　一个皇帝居然让官宦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赋予其巨大的军政权力，李辅国也成为了第一个封王拜相的宦官。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唐朝的宦官就开始崭露头角，从唐德宗时开始，宦官彻底把握禁军。

　　后来从唐代宗到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都深陷党争，宦官专政，地方割据，也是大唐从这些里面走向灭亡的时期。

　　除去宦官斗争，党争完全就可以说是世家贵族和科举出身的争斗，这些科举出身的能和世家贵族们斗争在一起，背后也有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还有和地方官员的斗争。

　　而李世民时期的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在后面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民主”的缺乏，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条件。

　　朝廷内党争不断，结党营私，行贿受贿，扩大自己的势力，才让地方割据才有机会渐渐做大，导致了大唐灭亡的根本。

　　看完了这些，李阙心里也明白了一个时期，那就是要绝对的中央高度集权，宦官不可用，江浙地方商税不可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