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难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朝初年，皇帝们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但是，由于武帝常年征战，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为了支撑持久战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营。这些政策让国家大发其财，却导致民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他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
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连带子孙也要欠债。但是他在世时，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更别说制止了。
武帝去世6年后（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这场经济政策辩论的主题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桑弘羊之问”
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民困苦。
3.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民困苦。
3.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参阅《黄仁宇作品集》，史上最全套装，含独家书《缅北战争》《从大历史看蒋介石》）
吊诡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每个王朝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王安石变法：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为扭转这一局面，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国家干预主义。——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代变法实录》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对“国家专营”是这样评价的：“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晚清洋务运动：夹缝中的民间资本
盐铁大辩论一千九百五十年后的洋务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其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但是随后，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
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自强”、“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对内消灭农民起义、对外在全球争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