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二月二号星期日阴

　　半年来，我在数学上下的功夫够多了，而且把它当作今年高考的主要增分科目；可是，上午的考试，感觉勉勉强强，进步还是太慢。

　　大扫除结束，班主任张老师在教室交待我们下学期准备好120元补习费；报到时要考英语动词不规则形式的几种变化，否则不予报名。

　　最后，宣布放假！

　　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如果再快点，我就可以摆脱和结束这种单调枯燥、令人心烦讨厌的补习生活了！

　　下午到了大哥住处，问他是否需要我留下来帮忙守厂，大哥说那边厂里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稍微重要的都已经拉到这边住处，只须白天偶尔去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我帮忙守厂。

　　（1986）二月三号星期一阴

　　一觉睡到九点多，三哥办事都已经回来了。

　　起床洗漱完毕，韩冬过来找我玩；三哥很喜欢韩冬，他们互相谈论各自学校和国内外热点事件。

　　半年大学生活，韩冬口才真是了得；而且为人正直爽快，观点分明，讲话毫无拖泥带水。

　　三哥不断称赞韩冬，要我向他多取点经。

　　交流完毕，我和韩冬一起去找他的同学左俊（就职不详）。我们都曾在高一同过学，高二时他俩选择理科。

　　去年高考，左俊得了490分，认为上不了自己心仪的大学，便追回档案重新复读。

　　在左俊家，还有颜刚文（现就职BJ某杂志社）、殷香奇（就职不详）以及他带的一个高三理科生。

　　我们在左俊家吃了一碗粉，便坐下来交谈。

　　室内很有意思，三个大学生和三个高中生；颜刚文是湖南师大，殷香奇是国防科大，韩冬是中南工大。

　　半年前他们还在和我们一起苦读，半年后，他们已经可以眉飞色舞地向还在苦读的我们描述大学快乐的生活。

　　从左俊家出来，颜刚文拿着一本《啄木鸟》跟在我和韩冬后面上街蹓跶。

　　当我们一路走到县委大院门口时，又碰上一个来找韩冬的中南民院就读同学丁家德（就职不详）。

　　我们一起在韩冬家里吃中饭，韩冬的父母亲真是平易近人，一点都没有嫌弃的神态，而且相当地热情。

　　不过，我很少说话，心里隐隐的还是有点自卑；虽然他们二个也是农村的，但毕竟是大学生，转了户口，而我还是乡巴佬。

　　（1986）二月四号星期二阴

　　早早地我就起了床，等待三哥从于姐家过来一起回老家。

　　黑幕渐渐拉开，天愈来愈明，大院里的人声已经嘈杂起来。

　　我一看闹钟七点多了，三哥却还没来，真让人着急；班车是八点的，一天仅此一趟。

　　春节将至，我昨天为买票排了一个小时队，如果误车重新买票好麻烦。

　　到了七点半，三哥和于姐匆匆赶到。

　　我们急忙提起准备好的物品下楼，放置在昨天从吕子剑那里取来的吕志红要我带往合水的单车上。

　　我推车和三哥走在前面，于姐满脸不高兴地跟在后面。

　　我低声问三哥怎么回事，三哥说于姐想到我家过春节，她妈不准，娘俩吵了一架，她的气还没消完。

　　紧走慢赶到了车站，迟到十分钟，本以为误过了，却格外有运气，班车正在换轮胎。

　　八点二十左右，我们上了车。

　　车内人多，因为我们是座票，避免了一路站到合水；我经历过几次无座，东倒西歪站立二个多小时，很难受的。

　　找到座位坐下后，三哥推开车窗，和于姐依依道别。

　　班车在蜿蜒不平的山路上左右摇晃、上下跳动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合水镇。

　　下车后，三哥到镇Z府去办点事，我从车顶卸下单车，然后把三四十斤重的两大包年货放在后座先回去。

　　我推着单车，在新修公路的泥泞中艰难前行，也好似满载希望跋涉于人生的路上。

　　三公里的路，我花了五十多分钟；尽管疲惫不堪，但看到慈祥的母亲疾步走出屋子，脸上绽放开心的笑容来接应的神态，我的心瞬间就化了！

　　（1986）二月五号星期三阴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回到了和我身份相同的农民队伍中。

　　五兄弟已经分成了三个小家。

　　父母建的木房子留给了大哥和二哥分开居住，我们三个尚未成家的兄弟和母亲，则居住在爷爷留下的，另一处老旧小木房子里。

　　二哥今年没找到多少钱，二嫂和她的两个儿子都穿得衣衫褴褛且很脏。

　　因为天冷，两个侄子鼻涕格外多，爱在我身边打闹，既可怜又讨厌。

　　我在心中暗想，我们五兄弟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全村四十来户人家，近二百人口，文盲是大多数；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村民宁愿吃再多的苦也要多生小孩，这不，我二嫂好像又怀第三胎了。

　　目前整个村子里，在读高中准备高考的只有我和堂弟徐著清两个。

　　通过高考上大学和中专的还没有一个，今年我一定要开先例，树标杆做榜样。

　　我想我们的农民只有重视了教育，都懂得文化，才能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消除愚昧，发家致富，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

　　（1986）二月六号星期四晴

　　春节将近，难得的好天气，天空蓝得像浩瀚的海洋，太阳洒下金色的光芒，似乎开始了为节日的预热。

　　我和三哥、母亲围坐在堂屋的火塘边吃早饭，母亲顺带问我一个月要用多少钱，并分文不差地说出她送给我的钱。

　　真是不算不知道，我居然用了那么多钱；看着母亲手上的老茧和脸上的沧桑，我默不作声，无言以对。

　　三哥沉下脸来厉声说：“你哑巴了？以后要注意节俭！”

　　饭后，母亲和三哥到山上割茅草，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看书。

　　实际上，我也看不进去，刚才的不愉快，还是掀起了心底的波涛。

　　母亲节衣缩食，养猪种地供我读书，三哥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扪心自问，我真的做得不应该。

　　正在发愣，三哥担茅草回来叫我去自留山帮母亲扛树。

　　三里路外半山坡上有我家的林地，从前郁郁葱葱，现在却几近光秃，只剩下稀疏树木。

　　母亲告诉我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力，顾不过来，树木都被别人偷砍了；现在乘我们三兄弟回来，与其今后让别人偷光，不如自己砍了。

　　俗话说：“毁树容易栽树难！”，国家一方面号召植树造林，一方面农村又是这样的现状，恶性循环，好难解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