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元月十三号星期一阴

　　在学校总务室打了领条，接过抚恤金，我感觉到其中沉甸甸的份量，真正来之不易！

　　里面汇聚了多种感情和力量，首推三哥，然后是李伯伯、韩主任。

　　晚自习，一件庸俗却又有趣的事打破了沉闷的学习氛围。

　　事件的起因源于刘许阳。

　　这家伙下午吃多了家里带来的红薯，沉寂大约二三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晚自习全面爆发。

　　他不断放出闷屁，熏得周围的同学，尤其女同学纷纷捂鼻而跑，而他却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假装若无其事。

　　刘少平打趣说这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我马上纠正他用词不妥，因为没有响。

　　汤卓、许超荣等几个同学也纷纷卷入进来，有的说是“放毒”，有的说是“祖传秘方”，有的说是“闷雷”，大家七嘴八舌闹腾得不可开交。

　　值日的体育委员发现局势已经失控，便跑到办公室把班主任张老师叫来，说刘许阳扰乱课堂。

　　张老师把刘许阳喊到门外，弄清了事情原委后一笑置之，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

　　贴在后门上偷听的一个同学轻声传话过来：“刘许阳的屁官司打赢了！”

　　我们顿时捂起嘴笑得前仰后翻，等到刘许阳进来，更是打逗他今后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再接再厉，乘“屁”前进！

　　（1986）元月十四号星期二小雪

　　语文小考，张老师要求150分钟内完成七张卷子和一篇作文。

　　我和汤卓一样，对每次的各种小考都不大在乎，所以匆匆忙忙做完试卷，居然提前了二十分钟。

　　走出教室，看见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簌簌落落地飘洒下来。

　　这样的天气，我根本没有心思担心考试成绩，倒是分外牵挂大哥的砖厂前几天出的一批砖。

　　好天气时不想办法拉出去，现在下雪了，如果晚上再冰冻，生产出来的砖积压在厂里变不成钱，麻烦就大了。

　　中午，我正趴在课桌上打瞌睡，金小芸从学校信箱带来徐朝军（现就职**县法院）写给我的一封信。

　　我和徐朝军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同学，而且同姓，所以关系特好。

　　他读书厉害，去年高考被中南民院录取；信的内容较少，主要介绍学院情况，鼓励我今年也上这所大学。

　　雪终于在下午停了，地上覆盖的薄薄一层迅速融化，淡如无痕，我对大哥砖厂的担心也减轻了。

　　（1986）元月十五号星期三阴

　　我终于体验了一把被人揭短后的郁闷和难受。

　　中午，我带了《辽宁青年》、《中学生英语》、《青年世界》三本新书。

　　其中前两本是我自买的，后一本是汤卓要我代买的；汤卓还没来，我到他课桌边把他的书塞进抽屉里。

　　当返回到自己座位时，我发现课桌上摆放的两本书被邻座杨照宗拿走了；我说我还没有看，要他退我。

　　杨照宗丢书过来的同时，没好气地说道：“买两本书有什么了不起？”

　　我恼怒地回敬他：“讲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你无知！”

　　杨照宗一听，竟阴阳怪气地甩过来一句硬邦邦的反问：“你有知为什么还坐在这里？”

　　我一下子变了脸色，象被打中了七寸；杨照宗可能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便不再发声。

　　早就有预感这个短板会被人用来致命一击，果然应验了；我自信辩才不错，但在此事上，只能哑口无言，保持沉默。

　　在人们的心目中，高考就是有无本事的分水岭，因此，

　　这道伤口只有今年高考后的录取通知书才能治愈。

　　（1986）元月十六号星期四阴

　　汤卓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大沓厚白纸做草稿用，还分了我一部分。

　　把这么好的厚白纸当做草稿用，太可惜了。

　　我记得读小学时，高中毕业的三哥正做代课老师，他业余时间在家里画宣传画，用的纸就有这么厚。

　　如此一想，我突然心血来潮，可以尝试绘画增加乐趣。

　　于是，我展开想象：天空画一只雄鹰，比喻“天高任鸟飞”；水里画一条鱼，比喻“海阔凭鱼跃”；中间是一所大学的校园，暗示我只有进了去，才能有机会上天入海。

　　我用心地开始描摹，尽管只有小学和初中时的底子，却也像模象样。

　　看来，一个人的雄心壮志以及各种情绪，也可以通过用绘画这种形式进行充分地表达！

　　（1986）元月十七号星期五阴雨

　　老天爷板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已经好几天了，灰暗的云朵缓缓无力地移动，愈积愈多，终于在我离教室还有五十米左右时淋了我一下。

　　被打湿的还有心情。

　　大哥许诺的18号前送钱过来，如果到了下午还不见人影，我就又得过河找他。

　　我在心神不宁中熬到晚自习，估计等不来大哥了，便戴上眼镜，借来陈俊成的单车钥匙蹓出教室。

　　雨后的街道湿漉漉的，一洼洼积水反射着路灯的昏光，散布出阴冷沉重的氛围。

　　骑到新华书店时，从巷子里涌出电影院散场后的观众，我不由得减慢了速度。

　　忽然，后面有个人喊了我一声；我刹住车，停了下来，回转一看，原来是二哥。

　　二哥问我是不是下了自习，我说还没有，是去大哥那里要钱。

　　二哥惊奇地问道：“你还没得？”，我点了点头。

　　二哥说大哥昨天去了吉首，不知道今天回来了还是不回来。

　　越过拥挤的人群后，我猛蹬踏板，一溜烟就到了大哥住处，房门已经关上，但窗户透着亮光。

　　我边敲门边喊大哥，大嫂在里面回应说大哥还没有回来，并问我有什么事。

　　于是，我又把四十元钱的事讲了出来。

　　大嫂和她的儿女们显然都已经在床上了，她不耐烦地回复我找大哥要，她没办法。

　　我骑上车打转，到了车站外面，步行的二哥迎面而来；我停了车，与二哥在路灯下交谈起来。

　　二哥说大哥是在撒谎，前天在砖厂还对他提起此事，可大哥说把钱已经归还了，二哥还告诉我大哥是到吉首谈业务喝酒去了。

　　听了二哥这么一说，联想起今天下午在大街上见到公安局抓捕几个投机倒把的人，我突然有了一种隐隐的不安。

　　我对二哥说，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砖厂的业务全部在本县，有必要三番五次跑吉首喝酒谈业务吗？

　　况且贷款一万元，销砖二万元，总不至于目前如此捉襟见肘吧！我怀疑大哥把这些钱都用到别的不正当生意上去了。

　　我继续对二哥进行分析，如果大哥真的去做了那些事，一旦出问题，不但他那个小家，还有我的高考、四哥退伍安置、三哥仕途都会遭受重大影响。

　　二哥一听，无奈地说道：“我也被害得够苦，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后勤又逼得紧，不知道该怎么办，春节过后我都不打算来了”。

　　严峻而残酷的现实，似乎接近“黑云压城城欲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