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六月。

　　韩羽在度完短暂的蜜月后，又迅速回归到了正常的朝政工作中。

　　因为重建东北和西北平乱的银子都有了，于是他的工作重心便重新回到了反腐肃贪的任务上来。

　　袁崇焕安排人手监视朝中文武，但因为总体数量过于庞大，所以袁崇焕只能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监视，比如周延儒，侯恂，王永光等人。

　　知道在京城里的监视只是次要，袁崇焕加派了更多人手去这些人的老家进行监视打探。

　　一个多月来，各种消息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袁崇焕与韩羽在细细的梳理以后，这才发现了这些人贪腐的具体细节。

　　其实韩羽以前对明末贪腐的细节已然有着一些了解，毕竟作为一个明粉，这个属于是入门级别的知识。

　　华夏历代王朝的税收都主要来自于农业，大明当然也不例外。

　　但不同的时期，大明的税收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

　　比如洪武至永乐时期，全国可收取农业税的土地高达八百五十多万倾，国家财政实力雄厚，无论是洪武还是永乐，可谓连年对漠北用兵，但整个国家机构运转正常，甚至还有用于修建运河，宫殿以及赈灾的钱。

　　就这样，国库每年多少都还有些结余，不至于弄成财政赤字。

　　可这样的情况并未长久持续。

　　大约过了不到一百年，到弘治中兴时，大明可收取农业税的土地一下子锐减到只有四百多万倾，整整少了一半。

　　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常年赤字。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呢？

　　一，士绅和公爵王室可以免税。

　　明初的时候，全国的皇室成员加起来也没多少，而敢侵占百姓土地的人员，基本上都被朱元璋砍了脑袋，明初四大案，不知死了多少人。所以从上到下，各个阶级的人尚且能管住自己的手脚，不敢乱来。

　　但是到了万历时期，皇室宗亲的成员高达二十万！

　　这帮人在各地圈地为府，占地自用，普通百姓哪敢说话？当地地方官哪敢往上报？于是这帮人联合地方官员以及士绅，可以说侵占了至少一半的可收取税赋的土地。

　　而且这帮人还不用纳税，享受国家高规格补贴，一应消费皆由国家买单。

　　如此一来，国家财政自然不堪重负。

　　二，明初时期因为只有来自北边的战事，所以军需花费尚且还在可接受的范围。

　　但是自弘治开始，大明不但要面临北边蒙古人的骚扰，还要面对南方倭寇，地方起义等困扰，军费开支一下子就上去了。

　　万历三大征就是十分典型的国家拼尽家底打仗的例子。

　　本来税收就少，军需开支还极为庞大，国家财政能撑得住那才有鬼了。

　　三，也是最为不幸的原因——小冰河期。

　　在大明上下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陕西三边一共发生旱灾一百五十多次，平均接近两年一次。大旱灾五十一次，平均五年一次，特大旱灾约五十年一次，基本上也就是每一代人都会遇上一次特大旱灾，甚至遇上两次。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天公又不作美，大明王朝来到崇祯时期摇摇欲坠，显而易见是必然的。

　　而大明历代君王显然对这种情况也是知道的，为了环节财政压力，历代君王想方设法的扩大税源，比如向湖广地区移民，对于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通过减少税收流程来增加收税的效率，增加海关关税等等。

　　可以说大明的君臣还是很努力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只是他们的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问题上解决问题。

　　到崇祯时期，别说是赈灾了，即便是对辽东用兵的军饷，那也得靠袁崇焕自己来筹措，由此可见国库已然空虚到了何种地步。

　　国家这么穷，但朝廷的官员却富得流油，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贪腐，到底是怎么贪，怎么腐的呢？

　　其实很简单。

　　一，前面说了，士绅和各地的王公是不需要纳税的，所以这帮当官的根本不需要考虑纳税的问题，只需要不断的兼并土地，他们的收入就会源源不断的增加。

　　本来农业税是要上缴给国库的，可通过他们私底下的一番操作，本来用于收取税赋的土地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本来应该进入国库的税钱自然而然流入了他们的腰包，相当于他们伸手从国库里抢银子，那他们能不富得流油吗？

　　例如嘉靖时期大名鼎鼎的严嵩和徐阶两个不同党派的内阁首辅，都是土地兼并的好手，严嵩就不用说了，在他和严世蕃的共同努力下，严家的财产可谓富可敌国，简直无法想象。

　　至于徐阶，他在松江的老家，有良田数万亩，每年产的棉花收入便是几十万两。更别提在他家人名下的其他土地和资产，那更是数不胜数。

　　时至今日的崇祯王朝，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各地的王公贵族与朝廷里的达官显贵，兼并了大量可收取税赋的土地，崇祯倒是想收税，可哪有地让他收呢？

　　二，军费开始也可以贪污。

　　国家用来打仗的钱难道就不能贪了吗？那显然不是的。

　　从国家批准军需开支的那一刻起，上至内阁，下至运粮官，哪一个不伸手从里面拿点？说是给前方将士的，可这些人没伸手进去“检查”一番，谁敢直接送到前方去？

　　而当已经被拿得七七八八的粮饷送到前线时，已然所剩无几，前线的将士不够花，不够吃，那怎么办呢？自然是由各个统帅自己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呢？当然是就地取材。

　　当地有什么，就征收什么，地方官想要往上报，那就往他的手里塞一点，再义正言辞的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边防。

　　于是乎哪个地方官敢说二话？

　　朝廷官员赚得盆满钵满，地方官因此受益，前线的将领也没有亏损，大家心照不宣，以后还是好哥们。

　　即便是在崇祯时期，这种事也常有发生，最为典型的便是侯恂这个户部尚书，他从每年的军费开支中贪墨的钱财，足以支撑他混上东林党党魁的位置。

　　而至于其他地方，例如赈灾，修路，科举等等朝廷需要支出的地方，那更是不用说，谁能逃得过朝廷官员的收刮？

　　而且他们不但收刮，还要地方献金，美其名曰“常例”，意思就是自来就是如此，你不给就是看不起我，就是没规矩，没规矩就得下课。

　　于是整个大明朝本身就没有多少钱，这帮官员还想方设法的贪，国家瘦得不见其形，各级官员却胖得不成人形。

　　总而言之：无人不贪，即无人敢不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