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昏昏沉沉地从地板上爬起来，又是一夜宿醉。地板上摆满了酒瓶，伏特加，红牌的。墙上挂着我年轻时的画像，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记得那是1965年，我才20岁，她也不过18岁，我们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校园里初次相。当时我漫步在校园里，思考着自己的论文怎么写。我在学校里的杂货铺买了一瓶柠檬汽水，坐在长椅上，凝望着远方。

　　喝完汽水后我决定回实验室，就在我准备起身时，一个甜美的女声从身后传来：“先生，请保持刚才的姿势不动好吗？”

　　我被吓了一跳。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好看倒是真好看，但这么一下换谁都受不了。

　　“我是美术专业的，看先生您的背影很好看就情不自禁地画起来了，请原谅......”那女孩的脸唰地一下红了。

　　”别这么说，我也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教授，如果你想画就继续画吧。“我支支吾吾地回答

　　那女孩瞬间笑了，那笑容直至今天我都无法忘记，她太美了，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苏联女人都要美。我又坐回了椅子上，跟那位女孩闲聊。

　　她叫路易丝·莱尔·安德罗波娃，白俄罗斯人，父母都是卫国战争的老兵，现在父母在斯大林汽车厂工作。

　　那女孩画完后我起身离开，那女孩突然对我说：“先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我啊，嗯，就叫我米哈依尔吧，米哈依尔·柯西金·彼得什科夫。还有，别叫我先生。”

　　这就是我们的初次相遇。

　　然后我们谈恋爱了，那段时光真的很幸福，我们一起去了列宁格勒，去了伏尔加格勒①，我们甚至去了海参崴。到了1970年，我们结婚了，还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一年还有另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加入克格勃了。一年之后，我们有了两个孩子。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代，苏联人民昂首挺胸，我们不惧怕任何人②。

　　1979年到了，那年的12月4日，我被强制征兵了，我被要求开始为期20天的坦克训练。12月24日，苏联出兵阿富汗。我驾驶着T-80坦克，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子，看见流离失所的人民，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我们到阿富汗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的威胁，实际上，我们才是帝国主义。我在阿富汗服役了10年，直到1989年2月15日，我才回到莫斯科。此时我已经44岁了，孩子都已经上中学了，路易丝还是那么美，一切好像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

　　我回来的那天，妻子做了一顿很丰盛的菜，平时不怎么喝酒的我甚至也端起酒杯，说：“致未来。”

　　两年之后，苏联解体，路易丝也生了一场大病，医生说，她的日子不多了。我把莫斯科的房子卖掉，用卖房子的钱和挣的军饷③在那不勒斯④置办了一套海景房。地中海的风撩动她的头发，仿佛要将她的灵魂带往天国。时间仿佛又回到了60年代，回到了那个我们相遇的午后。

　　不久，路易丝去世了，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单调起来，每天不过是起床、吃饭、写作、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渐渐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此时的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阿富汗开坦克的苏联上将了，我现在只是一个爱喝酒的俄罗斯老头而已。

　　2021年5月16日，我拿出了陪伴我度过整个战争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