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官制可分为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军队官制三个方面。中央百官有：丞相、内史、御史、中尉、太傅、郎、中大夫、私官、食官、厨官、长秋居室、大厨、少内、厨丞、常御、景巷令等。地方官吏有：假守、郡监、使者、县令、啬夫等。军队有：将、左将、郎官、校尉等。

　　(二)吕后“别异蛮夷“政策

　　汉惠帝死后，吕后执政。开始时汉越关系仍维持原状，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吕后违背了刘邦与赵佗订立的协议，汉越关系发生变化。当时，吕后听取了某些官员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主张，实行“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政策，断绝了与南越国的边境贸易，禁止商人向南越供应铁器、牛马等物资，给南越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困难。作为南越国最高统治者的赵佗对吕后此举极为不满，但他明白，此时派人向汉廷解释才是上策，如若反汉，则未必能取得胜利，甚至由于反汉的理由也不能成立，连道义上的优势也未必能占。所以他先后派遣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前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但是吕后蛮不讲理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国高级官员，还派人诛杀赵佗在中原的宗族，捣毁赵佗在河北真定的祖坟。

　　赵佗无法忍受吕后这种极为残暴的做法，公开指责吕后听信谗言，对南越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赵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83年，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赵佗认为汉朝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是长沙王挑起的，于是发兵攻打长沙国，取得了“败数县“的胜利。吕后不料赵佗竟敢抗汉称帝，并进攻长沙国，大怒。公元前181年九月，吕后下令削去赵佗的南越王封号，并派遣汉将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率兵讨伐南越。

　　由于赵佗早已遣兵“据险筑城“，占据了战略要地，严加防守，汉军进兵不利，兼之南下的汉军士兵水土不服，不少人染疾得病。于是汉兵不能翻越五岭，双方处于胶着对峙状态。汉军只得退兵屯守长沙，以防赵佗再次进攻。汉越军队相持了一年多，后来吕后去世，汉军不再攻打岭南。

　　吕后派兵伐南越，不但没有达到降服赵佗的目的，反而使赵佗以一个抗击汉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而获胜。这使得南越国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邻国对南越国不得不另眼相看。赵佗趁机以兵威边，又用财物来收买邻国，迫使与南越相邻的闽越、西瓯、骆等王国和部族向南越国臣服，由此南越的势力影响范围大大拓展了。同时，赵佗在国内的统治也更加稳固。

　　从公元前183年吕后采取“别异蛮夷“政策，到公元前179年陆贾的第二次出使南越前夕，南越与汉经济上的交流基本中断，政治上的友好往来也被两军针锋相对的敌意所代替。这一时期，是赵佗称帝的时期。公元前179年，吕后病死。吕禄、吕产继续擅权，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一举消灭。同年闰九月，陈平、周勃等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

　　汉文帝决定继续执行刘邦时期对南越的优抚政策，并纠正吕后时期推行的“别异蛮夷“的错误民族政策。汉文帝一登位即把处理南越关系问题看作一件大事亲自处理。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下诏请已经告老还乡的陆贾为太中大夫，带着诏书和厚礼再度去见赵佗。汉文帝的诏书情辞恳切，多慰勉而少指责，可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赵佗是一位性情直率，识大体、顾大局的人，读了诏书后，立即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又向南越国下令去帝制黄屋左纛。陆贾顺利缓和了南越和汉之间的紧张关系，带着赵佗给汉文帝的回信和大批贡品，回长安复命。

　　陆贾第二次出使，赵佗再次对汉称臣，南越国与汉朝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公元前156年，汉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到汉景帝统治期间，赵佗继续奉臣职，派官员到长安进贡。

　　南越国在名义上又成了汉的诸侯国。但在南越国内，赵佗仍以武帝自居，“窃如故号名“。赵佗对汉朝始终是存有戒心的，而汉文帝对南越表面上采取怀柔政策，实际上仍然是戒备的。但无论如何，在汉文、景之。乏世，汉越结束了吕后时期的敌对状态，恢复了友好往来和双边贸易，这对汉越双方都是有利的，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