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朱以海与朱聿键争权，清军趁机南下，攻占了绍兴。朱以海被部将张名振接到了舟山，张煌言也跟着来到了舟山。再后来舟山也被清军攻占，朱以海来到了厦门，依附郑成功。

　　郑成功认的是隆武，所以与朱以海是有矛盾的，关于郑成功对鲁王的态度，我也有特别研究过。

　　《台湾外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永历六年，鲁王至厦门，成功集诸将参军议接鲁王礼。潘庚钟曰：‘鲁王虽曾监国浙江，而藩主现奉粤西正朔，均臣也，相见不过宾主。’成功曰：‘不然，若以爵位论之，鲁王尊也，况经监国，若用宾主礼，是轻之，轻之，是纲纪混矣。吾当以宗人府府正之礼见之，则于礼两全。’”

　　翻译一下：鲁王来厦门，郑成功要去迎接，但用什么样的礼仪迎接，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郑成功的部将潘庚钟说：“鲁王虽然在浙江当过几个月的中央领导（监国），但现在有了永历，所以大家都算是永历的臣子，对于鲁王，就把他当作来串门的客人就行了。”

　　郑成功说：“不行，即使现在已经有了永历老板，但鲁王毕竟是藩王，仅当作客人来对待的话太不给面子了，所以还是把他当作藩王对待。”

　　而另一史料《航海遗闻》则这样记载：“成功朝见行四拜礼，称主上，自称罪臣。”

　　《从征实录》也言郑成功以臣礼奉之。

　　后两种史料都说郑成功对待鲁王就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目的只有一个——掩饰郑成功与鲁王的矛盾。突出郑成功多么爱国，多么本分。

　　鲁王是藩王，在绍兴也当过几个月监国，而现在，绍兴没了，隆武也遇害了。永历在肇庆即位，应该说郑成功与朱以海都应奉永历为正朔，而郑成功与朱以海都是臣子，朱以海无非多了顶王爷的帽子。对于双方的态度，《台湾外纪》是记载比较真实也比较可信的，《航海遗闻》与《从征实录》明显有夸大的痕迹。

　　当然，朱以海能在郑成功的地盘上大吃大喝，主要是因为郑成功给足了面子，不是给朱以海面子，而是给他手下另外两个人的面子。一个是张名振，一个是张煌言。

　　关于郑成功与张煌言和张名振的关系，不用说，郑成功是上司。张名振、张煌言要出征，都得向郑成功要兵要粮，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听郑成功的指挥。毕竟，张名振的上司朱以海都得靠郑成功养着，要想混口饭吃，就得认郑成功当大哥。但是，大哥郑成功为什么会给这两个小弟面子呢？前文说了原因——十分能打。简而言之，这是两个猛人。

　　《张煌言传》记载了郑成功与张煌言的一段对话：“煌言尝谓成功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先是张煌言对郑成功说：“你始终为唐（隆武称帝前为唐王），真是一个纯臣啊！”郑成功回答说：“你始终为鲁，与我有什么区别呢？”张煌言和郑成功所奉的正主虽不一样，交情却不错，鲁王朱以海也能安心地吃着霸王餐。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郑成功与张煌言至少是互相尊敬的，张煌言大郑成功四岁，年龄差距不大，都是热血青年，有点惺惺相惜之感。

　　但是张名振却不一样了，虽说都姓张，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两个人都十分能打，这是实话，然而张名振能打，是因为他善“战”，张煌言能打，是因为他善“谋”。相比于张煌言，张名振则显得更加奔放，有话直说，不遮不掩。比如有一次，郑成功和张名振谈话，张名振向来就是心里有什么说什么，也不跟你客套，讲到一半，张名振热血澎湃，直接脱了衣服，郑成功看见张名振的后背刻着“赤心报国”四个大字，长径寸，深入肌肤。史载：“成功见之愕然。”

　　对待张煌言，郑成功还能每次见面聊聊家常，互相吹捧一下。但对张名振，要聊家常是吧，要吹捧是吧，对不起，没时间。毕竟直肠子，不知变通的人是很不受待见的，这就注定张名振的结局是悲惨的。

　　后来，舟山失陷，张名振的母亲、兄弟、妻子全部遇难。等到郑成功收复了舟山，张名振缟素入城，遍寻母尸。这一寻，便把自己寻没了。

　　关于张名振的死，说法颇多，有的说是暴毙军中，有的说是被郑成功毒死，说法各异，有一点没有异议——不是正常死亡。

　　张名振死前，向张煌言交代了遗言：“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骸。”

　　说了这么多，该解决下一个问题了——张名振的部队归谁管？

　　照理说，应该是张煌言，又是兄弟，又是同事，又交代遗言。可是，郑成功把这支武装调给了自己的部下陈六御。

　　张煌言忍了，事实证明，上天是公平的，机会总是留给懂得等待和忍耐的人。第二年，清军再攻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收编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军队。

　　总的来说，张煌言是识大体的，为了能跟郑成功同仇敌忾，他劝朱以海去“监国”号，退归藩王，朱以海同意了。好了，现在没了隆武，也没了鲁监国，从此，郑成功跟张煌言都只有一个老板——永历。

　　按照常理来说，不管是朱以海以“鲁王”还是“监国”的身份依附郑成功，其二者的本质关系应当是合作。但郑成功不这么认为，合作？有资本吗？现在朱以海没地没粮，这么多人，吃我的，穿我的，凭什么？这个想法从商人的角度出发，是正确的，从军人的角度出发，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