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将听闻的案件经过详细告知王闰之。王闰之听后叹息道：“哎，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案子竟惹出如此大的风波，实在令人叹息。”
苏轼感慨道：“这只是其中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新法推行以来，诸如此类的争论喋喋不休，我们在家守丧多年，对朝中之事不甚了解，如今的朝堂已不再是当年的朝堂了。”
王闰之拉住苏轼的手，担忧道：“既如此，你以后可要谨言慎行啊！”
苏轼微微一笑，拍了下王闰之的手，宽慰道：“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王闰之突然想起来刚才讲故事前提到的郑獬，疑惑道：“那郑大人呢？他牵扯到什么案子了？和阿云案又有什么关系？”
苏轼见其三连问，正要解释，只听家仆前来传饭。苏轼起身道：“我们边走边说。”王闰之点点头，两人一同离开书斋，并肩而行。
苏轼继续说道：“前段时间开封府接到一个案子，一名叫喻兴的男子伙同其妻牛氏谋杀了妇人李氏。东窗事发后，喻兴、牛氏被捕招供，因为阿云案之后新法做了变革，所以喻兴和牛氏可以免死。郑大人因为拒绝执行王大人的新法，执意要将其判为死刑以儆效尤，所以被王大人调任到杭州做知州去了。御史中丞吕献可吕大人曾找过王大人让其将郑大人调回来，但是被王大人拒绝。”（吕诲，字献可）
“原来如此。看来她们说的消息都是真的，那我以后还是少和她们聚会了，免得将来不小心说了什么，传到他们夫君耳朵里对你不好。”
苏轼笑道：“那些大人家的家眷平时找你玩也是看得起你，该去就去。再说了，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怕什么，别动不动就草木皆兵的。”
王闰之点点头。
几天后，朝廷宣布按照王安石制定的方案改革贡举考试，不过宋神宗并未完全参考王安石的方案，结合苏轼之前的提议做了一些轻微的修改。王安石对此颇为担忧，看来此前的预测是对的，苏轼果真在宋神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晚上。
苏宅。
苏轼吃完饭径直回到书斋，闷声看书。王闰之端了碗茶，轻放桌上，关心道：“回来就闷闷不乐，发生什么事了吗？”
苏轼放下书卷，叹息道：“之前我不是给你说官家召我去详谈贡举改革之事，最后还是按照王大人的意思改革了，我还以为他会被我说服呢。”
王闰之轻抚其背，安慰道：“官家不采纳就算了，你平安无事就好，最近太多人因为反对新法被贬谪，我心里每天七上八下，生怕你出事。”
苏轼笑道：“我不过就是谏言一番，能有什么事？好了，不说朝中之事了，最近迈儿怎么样，我最近忙，很少过问他的功课。”
王闰之笑道：“迈儿好得很，前几日我还专门找过先生，问了迈儿在书院的情况，先生对迈儿赞不绝口呢。”
苏轼笑道：“那就好，家中之事有劳你费心了。”
没多久，朝廷成立编修中书条例司，处理中书政务，为新法的开展做准备。宋神宗与王安石详议此事，谈到调哪些官员来此就职，不由想到了苏轼，问道：“朕想调苏子瞻来此编修中书条例，卿以为如何？”
王安石斩钉截铁地说道：“臣以为不可。”
宋神宗不解道：“为何？”
“苏子瞻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官家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如今苏子瞻不一定会违背众人之意来做此事。就算他来做了，恐怕也会发表不同的言论，破坏此事。官家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如今官家只闻苏子瞻的言论，他的言论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
宋神宗叹息道：“那好吧，此事暂且不提。”
七月。
前面经过许久的筹备，新法正式推行，首先推行的是均输法。宋朝物资供应主要集中在东南六路，诸路上供每年都是恒定的。遇上丰年，物资价格便宜，地方不敢多往汴京送，而遇上荒年物资缺乏、且价格贵，地方难以供给却也不敢不给，只得高价从商人处买进供给汴京。于是商人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从中牟利。
均输法的推行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首先任命薛向为江南东西、两浙、荆湖南北、淮南六路发运使，主管六路的漕运、盐、茶、酒、矾各项收入及财赋，同时掌握这六路的生产情况。同时及时告知他汴京物资的库存量和需求量，并从汴京内藏裤中拨出五百万贯铜钱和三百万石米粮，作为发运司的籴本，从而使其全盘筹划，结合当地情况，本着徒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灵活掌握从各地征收物资，这样既保证了朝廷物资供应，又方便运输、节省劳费。
但是，均输法并不是王安石的发明，而是汉武帝在位时由桑弘羊提出并推行，唐朝刘晏对此法进行了改进并实施，王安石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做了变通。均输法本意是好的，确实能为朝廷增加财政，在汉朝和唐朝也得到了验证，但中间也存在很多弊端，搞得民怨沸腾也是事实。
除了均输法，其他新法也在紧罗密布地制定中，准备数月后推行。此时朝中官员有的直接上书反对均输法，怕重蹈前朝覆辙；有的官员默默观望，看王安石是否能针对前朝的均输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有部分官员拥护新法，期盼其力挽狂澜，缓解财政危机。
八月。
三个月以来，因反对新法，王拱辰被贬应天府，钱公辅被贬江宁府，吕诲被贬邓州，被贬谪的官员日益增多。而宰相富弼常与王安石争论不休，每次又争不过他，加上之前唐介被气死、曾公亮多次请求致仕，他深深感觉到再留在朝中已无意义，更无法忍受与王安石共事，于是多次称病不上朝，后来索性直接向宋神宗请求辞去宰相一职，从而远离纷争。宋神宗见其请求迫切，只得召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