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嬛嬛看着二人说道：“刘光世日益骄横，却又胆小懒惰，难堪大用，我想将他召回枢密院任职，以韩世忠将其兵，二相以为如何？”

　　赵鼎连忙阻止道：“官家不可，刘光世虽然有诸般不是，但他是西军宿将刘延庆的儿子，所部多为追随他父子的陕西老卒，而后扩充之兵又多为盗贼无赖，易受鼓动。若是他并无大错便夺了他的兵权，怕是会生出变故，也容易引起诸位统兵大将的猜疑之心，还望官家三思啊。”

　　李纲也说道：“是啊，官家。赵相所言甚是，对如今的朝廷来说，军队稳定压倒一切啊，否则，军队一旦不稳，别说北伐了，连江南都保不住。”

　　赵嬛嬛叹了口气，说道：“不削兵权，则诸将势大难制，终有一日会尾大不掉，恐怕唐朝藩镇之祸重演，削兵权，则金人、伪齐、叛军三大强敌，朝廷无以为抗，有亡国之患，这件事，着实令人头疼。”

　　赵鼎斟酌了一下用词，说道：“官家，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虽引起文臣武将的矛盾，但他所言，却是金玉良言，字字句句，皆在点上，理应仔细思量。”

　　迫于形势，高宗、世宗与如今的女皇当政，都给予了武将很高的权力，比如可以入朝入宫问对，与中枢宰执共议兵事，一改大宋将以文御，兵归三衙的旧制，将领可以自己募兵、理财以及地方官员的任免，这自然引起了整个士大夫官僚集团的不满与恐慌。

　　而一些统兵大将恃兵而骄，动辄不遵诏令与朝命，拥兵自重，为保存实力拒不出兵，也让这种不满日益加深。

　　武将与文臣在朝政上不仅分庭抗礼，而且轻慢侮蔑文人，比如韩世忠就称文人为子曰，甚至是萌儿，引发文官集团不满，数次上疏告状。

　　翰林学士汪藻的一篇《奏疏行在建康府条具时政》，终于将文武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奏疏行在建康府条具时政》直指如今大宋诸将在权力、地位与态度上的变化，提议朝廷对诸将“示之以法，驭之以权，别之以分”，被时人称之为驭将三法。

　　汪藻在奏疏中有一段话提醒赵嬛嬛说，现在兵将虽骄，但“幸今诸将皆龌龊常才，固不足深忌，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这段话可谓是杀人诛心。

　　未几日，又有文臣上疏，直斥“诸将造政事堂，与大臣狎昵，紊乱朝纲”，朝堂之上，要求官家恢复旧制，收夺兵权，以文御武的呼声越来越高。

　　《驭将三说》与朝堂所议，自然引发了诸将的不满，纷纷上疏攻击文臣，其中最尖锐的一封奏疏中写道：自大宋立朝以来，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

　　这封奏疏很明显将两度主持抗金大计的李纲也骂了进去，但武将有如今的地位，也与李纲有莫大的关系，所有并没有明说。

　　钦宗时，李纲两度主持北方战事，乞请恢复唐朝时的藩镇制度，将黄河南北州军并仿唐藩镇，慎择守帅，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许一切便宜行事。凡经画财赋、废置官署、治兵调发，皆得自便。

　　到高宗时，沿河、淮、江设置帅府、要郡，并赋予便宜行事权，允许辟置僚属。

　　事实上，靖康之难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也与李纲不知兵事，用兵失误所致，岳飞就曾直斥李纲虽有忠勇之心，却与黄潜善、汪伯彦一样无能。

　　文武势如冰炭，一个处置不当，便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赵嬛嬛不得不紧急召回徐宁，商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