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出家人皈依佛道，讲的是一个“愿”字，即自愿；图的是一个“空”字，即远离红尘俗世的纷扰，求得内心的宁静和明了。但是，在明代出家做尼姑（明代道姑叫女冠，统称为尼姑或尼僧），却很难做到上面这两个字，原因就在于明王朝动不动要对尼姑实施严管，对和尚道士则相对宽松得多。

　　怎么严管？一是女子想自愿出家为尼，门也没有，必须得符合“法定”年龄这个条件。如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幼女、少女均不许出家，满四十岁才可以。建文三年(1401)，更是将女子出家的年龄上升到59岁。二是对不按规定皈依者，朝廷要依法惩处，尼姑想躲清静，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做梦去吧。如《大明律》规定：“违者杖一百还俗，......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嘉靖六年(1527)再次奏准稍微放宽：“尼僧道姑，发还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尽数入官。”打屁股、当奴隶，直至没收庵产、强行安排尼姑重新嫁人。似这种严管法，当真罕见。

　　为何要严管？人家尼姑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让人家跳出去好了，何必“多事”呢？这得从三个方面说起。

　　明初出家风盛行，必须严管。其时，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乃固，佛教的世俗化几成流弊，加上多年战乱，民生困顿，使得很多妇女或为躲避贫困、或为丧夫无子、或为被人引诱、或为守贞守节等其他不得已，“辄忿然出家，薙去其发”，致使当时出现了“僧尼几半天下”的局面。这种出家避世的风气，若不加以制止，结果会怎样？恐怕会出现第二个梁武帝时代：全民皆佛，无人农桑，寺庙林立，土地荒芜。

　　因此，明王朝从发展生产、稳定社会角度考虑，必须叫停出家风。这方面的意思，亦可从朝廷对和尚道士的出家年龄限制上发现端倪，如朱元璋几乎同时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男子出家必须是在20岁以下，一旦成年，则不许剃度，要加入到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中来。这一举措的效果很明显，使得耕地面积和田赋收入大增。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为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

　　人口繁衍的需要，必须严管。如今查不到明初全国总人口的确切数字，但依据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成果来推算，可能会搞出个大概数字。洪武14年至26年的12年间，全国总人口增加672507口，达到近六千万，每年平均只增加56422人。按照这个增长率向前推算洪武元年到洪武14年所增长的人口，然后递减即可。

　　不过，赵炎以为这样低的增长率似乎不太可信，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知道，元末人口大概在六七千万左右，官方数字可能更少（不按人头收税的结果），死于战乱的起码有一半，造成了全国各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景象。到洪武26年又几乎恢复了三千万，增长率算起来应该是惊人的。可见朱元璋在人口问题上下了大工夫，除了建立户籍搞普查，以备“有司以时清核”之外，鼓励妇女生育，严禁适龄妇女出家，甚至强迫尼姑还俗嫁人生育，等等，恐怕都是他为快速增长人口而采取的手段。

　　为保证佛门的纯洁，必须严管。从前文的叙述里可以发现，明代妇女出家为尼，大多不是出于“初心”，而是一种被迫或无奈之举，显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尽管有的尼姑确实能够做到遵守清修戒律，远离尘垢，但为数更多的尼姑则因为害“相思病”而受不了空门寂寞，她们或游方惑众，与世间俗人私通，“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或犯奸宣淫，腥人耳目，甚至为隐瞒奸情而致出人命。

　　以至于明代有学者将尼姑并入“三姑六婆”中，成为一种反面的定型人格。尼姑们做出如此有伤风化、有污宗教的行为，就连为政比较宽容的明孝宗亦大为光火，在弘治七年(1494)下严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落。”再“发落”，就是按律“入官为奴”或“发还原籍出嫁”了，期望以此净化佛门。

　　在明王朝统治者看来，妇女满四十岁乃至59岁以后出家，大概就不会再春心荡漾而生出风化案件了。

　　明末崇祯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严管尼姑之事，是关于僧尼相通的，有人举报说，尼姑跟和尚睡到一块儿了。为此，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由于此疏被人误读，一时民间谣言四起，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其实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早已经被内忧外患操心得焦头烂额了，哪还有心思管尼姑的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