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受金匮符命所托，从孺子婴手上禅让得来了王朝，不流血倒是不流血，但是不流血的革命往往是不彻底的革命。

　　彼时的西汉朝庭官员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拥汉派，一派是替汉派。拥汉派期待王莽象周公辅佐周朝一样辅佐汉朝，只要你一心向汉，不管你权力有多大，我们都听众你的差遣，服从你的权威；另一派替汉派，就期待王莽取而代之，开创一个新的王朝，新的历史。

　　不流血的革命势必形成国内所有的官员还是那些官员，只不过是进行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官僚机构仍然是原本就存在的官僚机构。在科举还没开始的新朝，朝廷的官僚是由士族所把控，没法进行新鲜血液的补充，可以肯定的说，新朝的官员100%都是地主，只是大地主与小地主的区别。

　　这批官员只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领导，自己最多就是挪了一下屁股，从这个岗位调整到了另一个岗位。从加速度原理来分析，旧体制官员思维和行动上一定会还保留前朝的习惯，你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整个新朝的大部分官员，从上到下，都不可能一时半分跟上王莽的速度，这批官员会自然而然地保持既往的惯性思维，吃拿卡要，虚与委蛇，还是和前朝一样该吃吃，该玩玩，就是不会真为百姓想。

　　如果王莽不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动这些大小地主的奶酪，什么也不管，无为而治，在皇位上待个几十年，待江山坐稳，再等儿孙辈发力，也许说不定会开辟一个新的王朝。

　　如果王莽来一场彻底的革命，从下而上的革命，推翻整个官僚体系，打倒以前的所有利益集团，以从底层起来的新的一批官僚为主体，再顺势推出这些针对地主的改革，那将减小很多的阻力，毕竟新起来的官僚就是打倒旧官僚的群体。

　　可惜，新的改革却用的旧的官僚。新壶装旧酒，味还是那个味。

　　王莽的政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都很超前，很为苍生做考虑，出台的政策一套一套，可下面的对策也一套一套，阳奉阴违，最终反而影响了新朝的稳定发展。

　　王莽对政策的看重，超过了他对用人的考察。在大多数领域，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也许，他出台了很多政策，就忘了出台一项对官员的激励和考核制度，造成了每项政策的出台，都不能很好的落在实处，大多数官员摸鱼混日子，最后那些利民利国的好政策都不了了之。

　　或许，这些政策本就影响了这些官员的利益，打心底里官员们就抵触王莽的新政，凭什么要影响我的利益，对泥腿子这么好，你要我好好执行，我就摸鱼，大不了你调离我的位置，全国官员都这么想，这么做，最终就造成了无人可堪重用的囧境。

　　代汉前的声望达到顶峰，当上皇帝后大权在握，再无管束。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对所出政策的过于自信，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

　　不会用人，常让后人感觉新朝人才匮乏，没一个能战的将军，没一个不怕死的谏臣，没一个能干的官吏，这都是王莽不会用人所致。

　　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完美无缺，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建议没被采纳，人反被贬去大司马职务。

　　对匈奴作战时，严尤请战，想效仿霍去病，单枪直入，用雷霆之势，杀入匈奴内部，也被王某拒绝。对匈的两次作战均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失去战场的先机，也没取得一次实质的胜利。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不是第一时间去核实情况，反而立即罢免上谏使者的官职。

　　不是他不相信上谏使者，而是他派出的风俗使者，每次从四面八方巡游后，带给他的都是人民富足，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我精心选择的风俗使者，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让他们出游四方，就是代我去真实的感知底层社会，去发现问题。任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可能不相信他们。

　　风俗使者，没有一个诚实人，他们都选择说了皇帝爱听的话。王莽的挑人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差。

　　王莽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

　　司允费兴明确地告诉王莽：荆州，扬州两地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主要是在湖泽和山林中讨生活，可是国家实行六管，税山泽，杜绝了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手段，加之这几年的连年干旱，百姓没事生活，只好去做了盗贼。这就是当地盗贼盛行的原因。

　　司允费兴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说他到了荆州郡后，就会明令告诉这些盗贼，官府对他们既往不咎，赦免他们的罪行，让他们回归故里，政府出面贷给他们犁牛种食，让他们重新在土地中生活。再结合对他们进行减税和免税，时间一久，就可以让他们重新安定下来，盗贼之患可解，民生也可实现安乐。

　　这是最早提出解决盗贼匪患的好办法，王莽没有听下去，听到司允费兴对他六管，税山泽政策有歧义，火气就冲了上来，哪还听得进他的解决方案，直接免去了司允费兴的荆州牧。

　　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得到，有能臣站出来，王莽不重用其人，竟然因与自己意见相背而免其官，做为皇帝实在是太不会用人。

　　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

　　时间一长，久居庙堂之高者，自然就瞎了眼，聋了耳。

　　比“能臣未用”更伤国体的，那一定是“所用非人”。前者最多是不让事情好转，后者却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这些小人，专挑王莽爱听的话说，这些儒士，越来越不要脸。历史与社会历来如此，一旦权力越牢固，阿谀奉承上位者就会越多。为君者，不能识人用人，就会为这些小人提供表演的舞台。

　　公元22年，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王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

　　我都不知是史书想要故意抹黑王莽，还是王莽的智商突然变短路了。一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皇帝，年轻的时候又不是没见过逃荒的人群，乞丐碗里都会盛些什么？我不信时隔一二十年就全忘了。

　　还有王业胆也太肥，官府赈济的是粮米，你戏做过了，居然敢“持肉羹入视莽”，还敢大言不惭的说“居民食，咸如此”。我是王莽我就不会立马点穿你，和你出城在灾民中走一遭，让你给我看看他们都如此。先让你赔个倾家荡产，然后再以撒谎欺君治你的罪。

　　历史它就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为了突出一个人的光辉形象，可以把别人的功劳都算在他的头上；如果要贬低一个人，连起码的常识，做人应有的智商都不会赋予。王莽不是“谪长子”下继承来的皇位，不是一个可以是白痴，傻瓜都可以当皇帝的皇子，他可是白手起家，自己一步一步干到的现在，没有过人的智力，怎么可能走到现在。

　　阅读王莽的历史，你会发现史书以他当皇帝前后为分界线，前面是肯定与歌颂，后面是否定与贬损。王莽人还是那个人，可史官的立场却发生了改变，因此就能够理解前后智力，脾气等大不一样的王莽。

　　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负责市场监督的官员，却和奸商们勾结，王莽用来平衡市场的手段，反而成了官商勾结的工具，成了奸商的保护伞。对百姓的低息放贷，也被负责的官员变成了强行摊派，官员做着无本买卖，用国家的钱财，将利息谋为私利，又一项利民政策被玩坏。

　　朝廷接收到的汇报却是市场一片繁荣，人民生活一片祥和。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使任何一项利民政策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也不能使新朝及时纠错。

　　散布到全国的定期考核官员，全国走一趟，官官相勾结，捞满了油水，回去就说王莽爱听的，真实的状况王莽一无所知，蒙蔽着双眼朝着泥潭越陷越深。

　　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反馈信息是政策修正的关键，而这一块，王莽接收的全是错误信息，改革就难以持续，难以获得好的结果。

　　在军队的用人上，没能发掘来能征善战的将军，儒学的盛行，让中原民族慢慢的收起了血性，变得温文尔雅，而失去了枭勇善战的男子气。西域之战，王骏辜负了王莽的信任，让新朝在对匈战争中从此陷入被动。而随后的对匈战争，五威将军苗、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棽、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这些都没一个能争气，没能成为王莽的“陈汤”。

　　地方上王莽实行由文人掌管军队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内部的稳定，但也使军队少了一份勇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纵观整个新朝，军队战斗力都让人着急，这也和王莽在军队上所用非人有关。

　　西汉以来“官吏猥滥，不思澄汰”的局面在新朝依然如故。这是一个致命的溃疡。不流血的革命，就只能让你在旧有官僚中进行选拔任用，其成功的关键是因材施用，将尽其用，这要求选拔者要有双锐利的眼光，在一群平庸无能之辈，泥沙俱下，结构臃肿的官员中，找出能臣猛将，随后知人善用，君臣同心，才有可能国泰民安，开创一个新盛世。

　　可惜，王莽借不来一双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