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宣帝晚年，尚为太子的刘奭抓住一次陪侍父亲的机会，假作随意地说：“皇上用刑太重，应该多用儒生才是。”

　　宣帝听到这话，脸色一变，怒形于色道：“你懂什么？我们汉家的制度，本来是杂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时势。而不是纯粹学习周朝，专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时务，喜欢是古非今，使人迷乱于繁杂的义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坚守什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委于重任？”

　　汉元帝（刘奭）继位登基，实现了自己“多用儒生”的愿望，前后统治了16年。但汉朝没有因此变得强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们不禁疑问，果真所谓的“杂霸王道而用”，才是治国良策吗？推行“纯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汉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吗？

　　其实不然。深入分析，发现汉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国家积弊已久，暮气沉重，多重因素组合，才使得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汉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干的儒臣。

　　宣帝给他指定三名辅政大臣，分别是萧望之、周堪和史高。前两者是硕学望儒，后者是血缘外戚。其中萧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赏识。原来在宣帝末年，萧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气颇高，轻视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气之下，将他贬去给太子教书。他的另一层用意，是让萧望之培养与太子的感情，日后辅佐新皇。

　　元帝继位，萧望之果然成为首辅大臣。以他为中心，再加上周堪、金敞、刘向、张猛等，组成一个紧密的儒臣政治联盟，锐意进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冲击到宫廷内两个宦官弘恭和石显的利益，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拉拢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间时的亲戚，本来就没有什么学识文化。宣帝为了酬恩，确保史、许两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别指定他辅佐元帝。萧望之连丙吉这样的老官僚都轻视，更加看不起土气的史高。平时议政，将他当成泥雕木塑式的，没给插嘴的机会。史高不满已久，与弘恭、石显一拍即合。

　　于是，儒臣联盟与外戚、宦官联盟，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汉元帝这位倾心儒学的皇帝，终究抵挡不住与史高的亲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谮毁，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几个回合下来，儒臣联盟一败涂地。萧望之、张猛被逼自杀，周堪惊忧而死，刘向被废黜禁锢。

　　父亲给他指定的三名辅政大臣，汉元帝一下就搞死两个。剩下一个史高既没文化，也没能力，形同摆设。他的后半生，就由弘恭和石显两个宦官摆弄了。

　　其实，无论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质上都属于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没有拥有才干的人来设计执行，最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失败。很明显，汉元帝失去最优秀的一批儒学人才。之后他虽然尚儒、崇儒，但质量乃至本质已不可同日而语。

　　胜利者们深谙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吗？那么他们就找听话的儒生，推荐给他。年近八十的贡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显的保荐后，终于飞黄腾达，跃升相位。然而他受恩于宦官，不得不对他们唯唯诺诺，马首是瞻。受史高举荐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们有了进阶官场的稳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势利的官迷，他们眼中只有功名权位，没有理想情怀。与贡禹、匡衡具有相同经历，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还有韦玄成、薛广德等。他们身居高位，却一心只为稻粱谋，抱着持禄保位的心理，得过且过。类似萧望之式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们想都不会想。

　　汉元帝得到这些背后被操控的“名儒”，大喜过望，在他们配合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政策：

　　第一节财省用，终止宫馆台阁修缮，减少珍禽异兽的豢养，裁减宫廷宿卫。

　　第二劝农安民，还田于民，鼓励生产；多次赈灾，减征赋税；不再设建陵邑扰民。

　　第三杜绝与民争利，废除盐铁官营。

　　第四推行道德教化，简化刑罚。

　　第五强化儒学，多次要求地方荐举通经异才，免除他们的赋役，废除对博士弟子名额的限制。

　　第六进行礼制改革，废除郡国庙，确立京师庙。

　　第七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保守策略，主动放弃海南岛，打压在西域擅自进行军事行动的甘延寿和陈汤。

　　这些措施，成效甚少。原因一，一些鸡零狗碎的规定，没有令国家和人民切实受益。原因二，一些理想化的错误政策，没过多久就被矫改。原因三，汉政府体制腐败，政令不达，某些政策只是虚张声势。

　　为了让元帝加深对他们的依赖，贡禹、匡衡等人还将元帝导向了繁缛、琐屑、教条的儒学复古主义道路上。西汉中后期，《周官》、《礼记》等大批儒教典籍面世，使得儒教政治化有了明晰的参考典范。然而当时对儒学的信仰，已经达到迷恋乃至迷信的地步。元帝想依葫芦画瓢，将书本的内容复制到现实中，实现太平盛世。在一批迂儒的推波助澜下，儒学复古主义浪潮趁势兴起，一直延续到西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