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暮春时节，在古城开封一条僻静的街道尽头，有一座白色围墙，黑漆铁门的独院，院门前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河南调查统计局”的牌子，院子里有一幢三层红砖楼，楼前停放着几辆汽车。

　　这里是保密局河南站的办公楼。

　　河南站里的三个怪人：“黄瘸子”、“李瞎子”和“赛西施”，是调入调出人员最常议论的。

　　“黄瘸子”叫黄明，档案年龄四十岁，但是由于他不修边幅，整天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像五六十岁的人。

　　他的左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所以他基本不穿军装。传说抗战时期他曾替一位现在蒋公那里红得发紫的将军挡过子弹。

　　别管怎么传，整个保密局连历任站长都不惹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上峰对他的任命是总务处处长，但是他只负责本站的消防安全，从来不管总务处的工作。因此而被提拔起来的总务处孙处长一直感觉自己欠了黄明的人情，看见他不免有点气短。

　　黄明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个，包括站长的办公室检查消防安全。有一次，他从法务处纸篓里捡到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批评那名法务人员，那人不服气，和他顶撞，站长直接把那人调到区警察局去上班了。

　　还有一次，新来的一名副站长在自己办公室里烧文件，黄明让他到焚烧点烧，被副站长推了一把没站稳，撞在档案柜上。站长不知怎么听说了，走进副站长办公室直接摔了他的杯子，那位副站长来本站不到一个月，就四处托人调走了。

　　黄明在一楼有一间办公室，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喜欢四处转悠，看见站里有人喝酒打牌他会管，看见有人穿制服衣着不整他也管。

　　有一次，两名行动队的人在院子里踢打一名共产党员的孩子取乐，他上去制止，说你们是军人，不是“牛二”，中山先生说过：凡事以人民为重，军人与官吏，要为人民办事。你们公然在站内欺凌弱小，传出去岂不令人齿寒？

　　行动队员听了心下烦躁，嫌他多管闲事。他大怒，拉着他们去找站长，当时的站长已经是顾恩国，他狠狠责罚了那两名行动队员，还把行动队队长丁俊臭骂一顿。所以大家暗中说，河南站真正的副站长其实是“黄瘸子”。

　　在二楼走廊的最东边，是一间由两个办公室打通改建成的大办公室，整幢楼里唯独财务室和它是铁将军把门，铁门上挂着“档案室”牌子。

　　走进档案室，紧挨南墙摆着一张木质沙发，沙发前一张木茶几，茶几上摆放着暖水瓶和几个茶杯和一叠报纸。北墙在西边开了一扇小铁门，铁门从里面被反锁，档案的交换全从白墙正中的一个二尺见方的窗口进行。如果不是必须出来，李博浩一般就在封闭的办公室内办公。

　　他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整天戴着一副遮住半张脸的黑框眼镜，平时寡言少语，但是却不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来这交档案的人习惯了他的性格，如果是一个人来交档案，在他对档案进行登记编号时，就自己坐在茶几前泡茶看报，如果恰好三两个人同时来交档案，就坐那闲扯偷会儿懒，聊上兴头了会聊一个半天。

　　李博浩从不插言，把登记好的表格放在窗台上，等他们聊够了拿上登记表和他打个招呼就走了。下次再来茶几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总有热水等候，所以大家有事没事都愿意来这侃大山。

　　因为那副大框厚边的眼睛遮住了眼睛，有人暗地里猜测看这架势，李博浩近视的度数不会低了，所以背地里叫他“李瞎子”。

　　五年前，那是李博浩来站里的第一年。行动队的一个小组长吴鹏去档案室借一份密级档案，博浩说需要站长的签字，吴鹏中午喝了点酒，因此嘴上少了把门的，就在档案室里指桑骂槐。

　　李博浩一言不发地坐在窗口看，大家都不了解他什么脾气，只是觉得他挺窝囊的，就笑着把吴鹏劝走。结果第二天开始，接连三天吴鹏没来上班，队里人到家里去找，看见吴鹏头上纱布缠得像个大头娃娃，右胳膊用根带子吊在脖子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喝多了，自己不小心掉桥下了。

　　事后大家纷纷猜测，吴鹏在站里八九年了，平时还挺仁义的，就是有这酒后无德的毛病，也没人和他计较，打人这事应该是李博浩干的，看来这李博浩是个闷歹人，不好惹呀。

　　细心人还发现，那以后，吴鹏没再踏进过档案室，在食堂遇见李博浩也会扭头躲开。顾恩国特意把吴鹏叫去了解情况，吴鹏坚持说是自己醉酒摔的。

　　三年前，有一个叫李雷的叛徒，因为出卖自己同志有功，在站里牛气哄哄地惹人厌，他毫无自知之明地开始纠缠秘书室的洪雪飞。

　　那年中秋节，洪雪飞为了躲避酒后纠缠的他就跑到档案室去喝茶，李雷追到档案室很是说了些疯话。李博浩坐在小窗户后面慢悠悠地说：“同事即手足，既是兄妹讲话还是注意些分寸比较好！”李雷眼里哪有这个整天傻坐在档案室里闲人呀，一顿污言秽语。

　　当晚，李雷在自己家里被人打断双腿，他哭着说是“李瞎子”干的，顾恩国板着脸问来丁俊：“他说是李博浩打的，他看清楚了吗？”丁俊说李雷只说像，并没看清脸。

　　站长听说后冷笑：“像？他一个像字我怎么查？这事儿摆明了就是共党锄奸队干的，攀上李博浩干什么。告诉他不用再来上班了，在家养腿吧。”李雷从此一蹶不振，整天喝酒，不到一年就把自己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