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资治通鉴》与《史记》在历史的记载上有几百年的重叠，这样得以比较司马光与司马迁对历史人事的判断。司马迁应该算是一个杂家，并不能如一些人所说的归于儒家，如果一定要给司马迁一个“名分”的话，准确的说司马迁是道家一脉。

　　在他的大作《史记》中并没有有意识的去宣扬儒家学说，表现出来的政治理念也不是纯粹儒家的。尽管司马迁所处的时期已经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阶段，但要注意汉武帝提倡的是儒术，是将儒家学说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事实上在西汉时社会潜在的主流还是黄老之术，道家思想在做着主导，儒家学说并没有彻底的成为意识形态。

　　而司马光的北宋时期，儒家已经是大行其道，被抬高到官方的意志的高度，司马光作为一名史官，是奉天子之命来修史，传达出来的更多的是纯粹的儒家意识形态，在对待历史人事的选择材料，评判的角度上与司马迁做《史记》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在史记与资治通鉴相重叠的几百年中有着明显的区别。而司马光开篇的“三家分晋”更是将《资治通鉴》的主旨表露无遗。

　　司马迁“嘉鞅讨周乱”，于是作《赵世家》，三家分晋之前的晋阳保卫战，更是站在赵襄的立场，描述了赵氏上下同仇敌忾，瓦解了智伯率领的联军，反败为胜。当然，司马迁暗笔之处在于“鞅讨周乱”，几个字没有晋国国君的事，说明什么呢？晋国国君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了，君臣倒挂的态势实际上从赵盾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从晋的角度看，这要追溯到晋武公晋献公晋文公这几代强人设置的三军六卿制度。到赵简子时，晋国已是“名为正卿，实专晋权”。“鞅讨周乱”恰恰说明了赵鞅以卿的身份参与了国际事务，并没有提及奉晋君之命所为。《赵世家》是赵家一部波澜壮阔的充满了热烈激情的创业史。后世读来，赵衰、赵盾、赵武、赵简子、赵襄无一不是这幅画卷的主角，没有一个不是暗夜中光明四射的巨星。司马迁的笔下，他们是能臣，他们是枭雄，他们是霸主，他们是建国功勋。

　　《资治通鉴》不然，史迁所曲笔称扬的恰恰是司马光笔下的乱臣贼子，你说他们是革命家，司马光认为是窃国大盗。根本的原因还是司马光站在了皇权的立场来写史，他通过《资治通鉴》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统治者，怎么样才能天下长治久安，他的办法是宣扬儒家政治学说，维护等级秩序。这是他与司马迁的不同。一个表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表达“君臣之位犹如天地不可易也”。

　　司马光记述三家分晋，没有从晋阳保卫战的赵襄立场出发，而是分析智伯为什么会失败，指出智伯所以败是因为智氏的选拔继承人出了问题，有才无德，而对于赵襄的被立为继承人，司马光则是选择了“竹简测试”的材料，说赵襄“有贤德”，司马迁则是选择了“常山寻宝”表现赵襄异乎寻常的雄才大略。

　　归根结底，司马迁的《史记》寄托了司马迁个人对历史人事的关怀，“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以待其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传达的是官方意志，代表了以儒家为主要意识形态的皇权意志。历史就是这样，历史的真相永远看不透，不同时代的写史都带着时代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