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康叔世家》·良法·“亲亲相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大家熟知叶公，自然离不开一个寓言故事《叶公好龙》。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说：“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研，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

　　这个故事看上去是讽刺叶公并不实际“好士”，空有好士之名。据有关史料记载，叶公是楚国人，楚国某地的一个行政长官，祖上很有威望，楚庄王就是他的太爷爷，贵族出身。而且这个叶公很清明，做了许多有利百姓的事，大家都很纪念他。这个故事表现的叶公却很不堪，不知属实与否。后世儒家一般不太喜欢楚国，有文化的原因，据说孔子去过楚国，遇到一些嘲讽他的楚国知识分子，大概后来的儒生很不满，借此报复一下也未可知。

　　叶公跟孔子说，我们这有个坦率的人，他老子偷了羊，被儿子举报了。孔子不以为然，我们这坦率的认识跟你们那有不同，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我们认为这才是坦率，直率，符合孝道。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国邢侯与雍子为封地鄐的疆界争讼，上卿韩宣子令代理司法官叔鱼审案。因雍子把女儿献给了叔鱼，叔鱼便判雍子胜邢侯败。邢侯在朝堂上怒杀了叔鱼和雍子。韩宣子问叔鱼的哥哥叔向，该怎样处理。作为晋国的执政，叔向说：雍子献女贿赂法官；叔鱼贪美色枉法，邢侯私自杀人。根据法令，三人均该死罪。韩宣子采纳了叔向的意见。孔子称赞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弟弟犯了罪，做哥哥的却不偏袒，保证了司法的公正。

　　第一个故事说孔子赞同亲亲相隐，反对亲亲举报之类，第二个故事孔子又赞同“不隐于亲”，孔子没有提出大义灭亲这个说法。

　　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是人格的扭曲。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真实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格。儒家相信，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用“德”和“礼”来处理则能达到目的。儒家主张用礼乐教化人，“德”和“礼”在儒家看来，是法制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汉代始，至于清，许多司法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特有的伦理观念，甚至伦理上的一些做法起到了制度的作用，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不主张以法治国。“亲亲得相匿，亲亲相隐”就是这样的表现，伦理为大。甚至在法家统治的大秦时，仍然有“亲亲相隐”的原则，而且不允许亲人间互相举报指证。清代以后的《中华民国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亲亲相隐。历史上看，不存在绝对的法家，注重伦理不是儒家独有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儒家所提出的亲属互隐的原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都规定，明知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隐匿自己的亲属，以及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定是有罪，都允许容隐制度的存在。当然，在新中国的一段时期，这项原则被废除。现在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允许亲情回避。

　　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法与人情的问题，或者说人性的问题。法国人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为了法纪，而破坏人性。法不外乎人情，也是这个意思。不得用法律强迫亲属互相揭发，这样会丧失最基本的人际之间的信任，伤害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违背人情的法不是良法，是恶法。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理当允许公民具有隐默权、缄默权、容隐权、家庭权、拒证权，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承认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