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出生在南方一个有湖有河的小镇，父母开了一家粉店还有卖些糖果和香烟。

　　那时家对面的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写的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听母亲说父亲因为我不是男胎有些生气，迟迟不给我起名，母亲也赌气，不给起就不给起，爷爷看他们闹，就给我叫了小名正正，后来直接给我起了名叫春燕，爷爷说希望我像改革开放的春天飞的燕子。

　　人人都喊我阿燕，阿燕，我在大人一声一声的阿燕中蹦蹦跳跳的长大了，两岁时家里买了电视机，黑白的带天线，家里养的猫经常盘到电视机上面趴着或睡觉。

　　母亲看到总会拿起掸子把猫赶下来，她很宝贝那台黑白电视，平时不给开，只在家里附近开的糖厂里工作的工人上下班时间开，很多工人就来店里吃粉看电视，我就站在门口跟着工人们看电视，母亲说小时候的我很迷电视，一开电视我就站在门口定定站着不动眼睛也不转的看着，很好带。

　　那时每天晚上七八点的新闻联播，一声声严肃又富有感情的“凳等凳登等灯”声音一响，村里小朋友就往我家跑，我就拉着他们一起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母亲总是会大声喝令我们不要看那么近，会坏眼睛的，她还画了一条线，规定必须站在线的前面看电视。

　　那时的新闻联播，总是讲些什么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洪救灾，三个代表，以德治国，我们也听不懂，却每天乐此不彼的看电视，看完大晚上还一起去抓萤火虫玩老鹰捉小鸡。

　　那时的萤火虫真的好多呀，晚上还经常听到青蛙呱呱牛蛙粗粗的呴呴声。

　　2001年我六岁，村里同龄的小伙伴都去上了学前班，母亲想让我也去读学前班，父亲不允，讲女娃子读什么书。

　　爷爷和母亲指着家对面的宣传墙上红色油漆写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几个大字跟我父亲理论：现在国家都要求讲学习啦，不学习她那么小能干嘛，女娃子一样要学习上课的咧。

　　因为我上学的事情，父亲和爷爷吵了一架，后来父亲让我去读了学前班，也因为这次吵架，父亲有些怄气，把爷爷给我起的名字春燕改成了春玲。

　　至此我的户口本有两个名字，一个春玲，一个曾用名春燕，母亲和爷爷到现在还会阿燕阿燕的叫我，父亲就不，就阿玲阿玲的叫。

　　那时的我很纳闷，为什么一家人对我两个不同的叫法，等我大一点，母亲跟我说起这个缘故，我嗤笑一向在我面前严肃不苟言笑的父亲竟有如孩童般的小幼稚。

　　经过这一番，我对家对面的几个红字才有个感情，这是党在帮我呀。

　　很快，家对面的宣传不再是三讲教育，改成了“齐心协力，抗击非典”。

　　因为是少数民族，小时讲的都是壮语方言和桂柳话，经常两种方言一起讲，上小学时，母亲和邻居都在讨论讲小学里都是要求讲普通话啦。

　　母亲还很担忧我上了小学，不会讲普通话怎么办，特地在家里用她特别不标准吃力的普通话训练我，讲了蛮长时间，父亲总说她这一行为像神经病，在家干嘛要讲普通话，学前班老师都用壮语上课，干嘛小学就不行了。

　　可是每天看电视的我，一开口就会讲普通话，我感谢电视带来的教育。

　　上小学一年级，那时人人谈非典，如虎色变，我并不懂“非典”是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认为“非典”是一个坏人。

　　墙上面的“齐心协力，抗击非典”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非典”这个坏人。

　　那时老师让我们排队给医生和护士检查嘴巴检查体温，好几个穿白衣服的人给我们测体温，讲注意卫生提高身体免疫力，共同抗击“非典”。

　　我的体温和班上一个男生体温比较高，白细胞比较多，在医生和老师的建议下，我和那个男生被转移隔离到了隔壁班放桌椅教材没有学生的教室里，里面还有其他班体温比较高的同学。

　　回去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不懂白细胞是什么，是父亲科普的：白细胞就是体内的细胞，平时玩土比较多，吃不干净的东西就升高了嘛。

　　那时起，母亲就再也不让我东西掉到地上再捡起来吃了，掉地上了就不能再吃了。

　　小学二年级，又有医生和护士来班里，老师让我们排队打针，打“非典”疫苗。

　　打完疫苗不久，家里的新闻联播不再每天讲“非典”，而是“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班级里有同学吵架，同学劝架都是不要吵不要吵，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

　　这一句，往往很快让同学止住了吵架。

　　小升初的时候，我数学考了全年级最低分，写了满满的一整张数学试卷，分值5分。

　　不敢让父母知道这个成绩，我把数学试卷偷偷藏在家里卖糖果下层的抽屉里，那个抽屉父母不经常翻，而且有锁锁住，钥匙只在我的房间。

　　不知如何父亲还是知道了那张被我藏起来的数学试卷，拿着那张写着5分的数学试卷进我房间，劈头盖脸一顿骂：让你读书你还不知道努力，这样的成绩哪所初中招你，考不上就不要读了，早点去打工我们还省心了。

　　他骂了将近有二十多分钟，那二十多分钟里我觉得无比的漫长，我不敢抬头看他，原本委屈愧疚的低头不语，随着父亲越骂越厉害低声哭了起来，父亲见我哭了骂我的声音放缓，又说了几句出去做饭。

　　晚上不敢吃饭，母亲回来进我房间看我对着5分的数学试卷哭，从那时电视里经常说的那句“高举旗帜，继续奋斗”，用来安慰我，还没到小学毕业呢，还可以继续努力学习，奋斗考个好初中，一番话鼓励我。

　　我抱着母亲，扑在她怀里哭了，坚定要考个好初中给我父亲看，扬眉吐气，并跟母亲说我恨父亲，骂我那么厉害。

　　母亲说我不懂父亲，他其实最关心我的成绩，他嘴上是这样说，但是行为不是这样的。

　　我并不理解母亲说的，那时的我只知道恨父亲，考不好我也难过，他还那么凶骂我，还不想给我读书。

　　知道我数学考了5分后，每天放学回家，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叫我拿书包小板凳过去他身边。他会盯着我写数学作业，数学试卷，会让我告诉他今天数学学了什么，还拿出我以前的数学课本，我做不出来讲不出来他依旧骂我，但是会给我讲题，讲课本里我不理解的知识。

　　父亲是初中毕业，母亲是小学毕业，父亲比母亲懂我的课程。

　　小升初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一放学就害怕，害怕回家，会故意放学回家走得慢慢的，慢到别人家都吹起了吃饭的炊烟，暮色开始沉浸天边和大地，我才加紧脚步回去。

　　晚上做梦都在梦见做数学题，不敢看父亲严肃的眼神。

　　在电视里“高举旗帜，继续奋斗”的声中我考上了镇排名第一的初中，语文数学双A+，英语A。

　　我到现在回想起，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那时的我，更多的是怕他恼他，不敢看他。即使考上初中，也是更多的感激那个做梦都梦见做数学题努力的自己，而不是父亲的付出。

　　08年的奥运，全家围在一起看开幕式，爷爷和父亲对着电视哭了，眼泪从眼角流出。

　　也是那一年，我家类似四合院的红砖青瓦改建成两层楼的小平房，邻居们也开始建房改房。

　　父亲说国家强大了，百年奥运举办了，个人家庭也要追赶国家的脚步，积极响应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的政策。

　　从1995年到2007年，用父亲的话说是实现温饱，08年往后我们家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实现小康。

　　也是从初中开始，我越来越远离家，初中开始寄宿，一到周末才回家，高中去了市里读书，市重点学校，一周才放一个下午的假，不够时间回家，都是节假日才能回去。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我总会回想起母亲的那句“高举旗帜，继续奋斗”，自我鼓励好好学习。

　　每周一看着升起的国旗和党旗，自豪感和亲情感也在随着旗帜的上升而上升。

　　每一个离家远的孩子，都有党和国家在一路随行，一路陪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我也走进了大学，从一个小镇走到首府。

　　那一年，我读大学的地方全面修建地铁，道路坑坑洼洼，我一来看这个地方，发出了失望的叹气，这哪里是首府的大学的样子呀，到处都是封路和修路挖起的黄黄泥土。

　　和同学一起去逛街，都要绕行走二十多分钟的小道，整个区也是在响应深化改革之路，修地铁修高铁，小镇也在城乡规划，我家的红砖外墙，改了白腻红线，装修费用国家帮出一部分，自家出一部分。

　　回家时我差点认不出我家，认不出我们那一条道，几个月没有回家，就变成了都是装修风格一样，整齐划一的样式。

　　首府也是从刚入大学面对街道失望的哇一声变成现在惊奇变化震惊哇的一声。

　　那是党的政策在我家和家乡变化最直观的体现。

　　时隔几年，毕业后，深化改革的风吹向了整个壮族自治区，十年前十年后，五年前五年后，三年前三年后，整个区变化都很大，家乡的变化也很大。

　　一座座的高楼拔地而起，初入大学逛街需要步行很远，大学毕业后地铁建成，大学一出口，几分钟就到另一个大学出口。

　　党好像离我们很远，我知道党一直离我们很近，我们和党，如影随形，党在我的心中。

　　从2020年全国抗疫情，团结一致，再次看到祖国的团结和强大。

　　到2021年的我25岁末，离家工作，我对我工作后最大的骄傲就是自己还了助学贷款，上大学那时父母做生意，生意失败，我申请了助学贷款，也是因为党这个好政策，我得以继续读书学习。

　　这一路走来，我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也知道身边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帮助着我，这一双手，左手是党，右手是国家，她们托起了我，指引着我的方向，感谢党的照耀。

　　从学前班的那一句讲学习，到如今毕业工作，自己也投身到建设社会中，这双手在拉动着我。

　　浩瀚烟海，筚路蓝缕，从历史波澜壮阔的长河里走来。2021年，党100年华诞随着我们一路走来，我也在党的脚步中在一路成长。

　　党在我心中，一路随行！大手牵小手，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