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前。

　　“这么突然跑来，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办事……”事情结束，俞英健才半开玩笑地调侃，“哨砸*，你是终于想通了，准备找时间跟我探讨探讨到底什么时候才弃明投暗，来我这一起混日子？”

　　虽然瞟了惯常口花花的俞英健一眼，但陷入沉思的邵梓并没有立刻吱声。

　　邵梓是刑侦第三支队支队长梁安的副手，却与老朋友二支队长俞英健私人关系更近更好，这算是昱州市局里随便哪个食堂阿姨单从谁给谁带饭都能推理出的情况。

　　事实上从新人入职、被宋荆这个师父单对单“领进门”过后，邵梓也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同样资历尚浅的俞英健搭档办案，最终呈现出的合作效果也颇为不错。

　　按常理，同样作为副职，有这样的长久且坚固人际关系显然更利于带领整个支队的合作，比起三支队这种精锐但到底人数寥寥的队伍，二支队似乎也更适合展露拳脚。

　　只是落实到执行，现实却没有想象中“填个表搬个办公地点就完事”那样简单。先不提俞英健本身是从一支队调任到二支队再一路高升的那个人，二支队也不止是他一人的支队，有的是能够胜任副职的老人，连看似踏实的邵梓也有他不一般的职场经历，任何一直以来自以为熟识他的人得知真相时都会对其中波折大跌眼镜。

　　说起来，邵梓还真不是完全没想过“跳槽”。

　　毕竟梁安不是个好人，他自己也并不是什么受虐狂。梁安对其他队员来说或许算是个张弛有度、除了太谜语人没什么缺点的“优质老大”，但对需要替人擦屁股、给整个支队兜底的优质副手而言，可以算是麻烦制造的始作俑者、恶魔来了都得给他上柱香。

　　但也确实是邵梓自己在宋荆案过后不久，因为特殊的原因自请转入了三支队，随后王海辞职、梁安上位，在一众三支队年轻人中恰巧资历最深的他也就成了那个副队。

　　自找麻烦的个中原因很多，涉及的情况过于繁琐，邵梓着实不想回忆太多，只会在感慨时偶尔找基友诉苦吐槽，然后继续恪尽职守、无奈又坚挺地往下熬。

　　至于现在。

　　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邵梓衡量片刻，还是这样回答。

　　“……我只是有些好奇，你们为什么忽然又要来调查丁为的家属。”

　　俞英健乐了，“这话说的，跟你之前不是故意找上的的门，而是从旁边一般路过就被我们生拉硬拽过来义务打工、刚巧觉得也有些奇怪才半推半就跟过来的一样。”

　　他说完就琢磨，还嘟囔了两句，“我咋觉得这情况耳熟。你们才是这么坑人的吧？等下，啥时候把我们队小傅还回来？他被你们队那俩人拐去有些天了吧……”

　　能够把自己带的徒弟被人“拐走”的期限忘的精光，只能说俞英健不愧是俞英健，这种事断然不可能在让下属的父母都自愧不如的邵梓身上发生。能想起来追究还是因为找机会埋怨——只能说这位同样是支队一把手的家伙，非要归类倒也不算逆来顺受。

　　话虽如此，俞英健却没有实实在在的找去深究。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界限感，明确自己打工仔地位、恰恰不那么喜欢招惹麻烦的俞英健在这件事上显然是个中翘楚。

　　丁为一家住在城市的边缘，位于一栋七层小楼的二楼，距离丁为的女儿所在初中骑单车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也勉强能算小半个学区房。

　　俞英健邵梓一行人现在所处的是商住两用的小楼正面，是一层连排的店门所在的地方，而居民楼的入口则在楼栋的后方，只需要走到楼与楼之间的路口拐个弯就可以进门上楼。

　　他们刚刚拜访的丁为家所在的位置是二楼的最边缘，正好处于上楼后楼梯口进去的第一家，也就意味着过了路口拐角上一层楼立刻就能进家门口，算得上是一个出入方便上极佳的位置。

　　据说，在丁为家的正下方，一楼边缘的店门本就是两口子创业时租下的铺面。

　　楼上居家下楼开店、工作生活两不误的初始想法很好，只可惜生意没那么好做、经营实在不畅，现在也早已转租给了别人，从便利店改成了发廊，只有三色的彩灯在门口摇摇晃晃。

　　目光扫过这片焕然一新的小店，邵梓没看到什么丁为奋斗时留下的痕迹——这也是当然，毕竟哪怕同处一个店面位置，发廊和便利店的差异像发泥和猪油一样，虽然乍然相仿、实质泾渭分明。

　　不经意间摩挲着自己的拇指，邵梓企图揣测那位仅仅在证件照和同事，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终究无果。

　　他们刚才已经访问了丁为的家里人。

　　丁为的葬礼已经结束，花费由不差钱、甚至很乐意利用这件事为家里人的失责挽回声誉顺便安抚死者家属不要闹事的袁家包办，因此从经济上这倒不是巨大的打击。

　　可这个家庭终究失去了一个重要角色：妻子没有了丈夫，女儿没有了父亲。

　　丁为的女儿丁漾正在上学，接待俞英健一行的是丁为的妻子，正忙碌地延续着丈夫丧生前自己开网店的工作。

　　她的脸上已看不太出最初几天警察们问询时所见的悲意，终究是回到了现实。

　　比起一味的缅怀与不甘，在自家网店忙碌地兼任客服时所需的礼貌和热切或许更多的占据了她赚钱养活一家人的需要，导致她最初招待进门时口中还蹦出了半句“欢迎光临”，再恍然愣怔地收了回来。她这几天没有在工作，可能是因为黑心老板也有怜悯。

　　按照常理，丁为这样突遭横祸的人，似乎不应当受到某些深刻且颇有恶意的解读，更别提由邵梓这样有时过于“和善可欺”的人来“起头”。

　　事实上，因为三队队内事前的一番“不负责任”揣测，邵梓这次前来时都有些心虚。

　　那群身上没有破案压力，沉浸于放飞自我、解放天性进行阴谋论的人是没什么束缚，邵梓却是能对这种处境产生有时候颇为“过度”的共情心理的人。

　　正如莫云晚所说，他恰恰是那种脱不开“好人思维”的人。

　　就像是看一部杀人的电影，走出影厅的人往往会质疑：凶手怎么会因为这种理由动手杀人。但绝大部分的情况只不过是因为犯罪者的思维通常并不正常，自然无法和活在阳光下的常人同频“共振”。

　　实际上，现实的动机也许比虚构要玄幻的多。

　　每一桩案件都是由种种前因堆垒起来的后果。这种事由往往在生活中司空见惯，主要源于犯罪者本人的构成，但最终的引爆点、也就是所谓的“动机”，比起单纯的刻骨仇恨，却能够是丝毫设想不到的异样形状。

　　邵梓曾经见过有人因为一个未能清洗干净的碗而暴怒，头脑中酝酿起了令人无法理喻的冲动，因此亲手杀害了枕边人。

　　身为见惯了谋杀案的刑警，邵梓当然不是完全不了解世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虽说被称作激情杀人，但始作俑者本身早有异于常人之处，才导致了这样脱离正常轨迹的结果。但作为心理尤其健全的人，邵梓的本能让他“无法理解”，但认知又让他在得知真相后能确定这种事实。

　　于是，如今邵梓在咱不得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有一定道理，交通事故可能另有隐情并不绝对的同时，也不由得产生切身的愧疚感——尤其是在面对他的亲属时。

　　但可疑之处如此……

　　邵梓没看出什么端倪，但心里也依旧是纠结万千。

　　交谈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内容，而回到现在，二支队的某些人也只像是完成了一趟例行公事的任务，因为年轻的经历各个精神奕奕，仿佛前些天没在垃圾堆里扮演活死人。

　　所幸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那么钝感、总之让人出戏的俞英健在一旁搭话。

　　“想剪头发的话，我推荐你还是到我家隔壁那间。”俞英健甚至有空闲话家常啧了一声，“那托尼每次跟我在电梯撞上就要问‘戴眼镜小哥什么时候来’，动不动拉踩说你头发护理的一级棒，我就是‘比较随性’。要不是他有老婆，我都要怀疑是个gay。”

　　邵梓哭笑不得，立刻从矛盾纠结的情绪里脱离了出来，“理发的事情另说，我只是对案子有些想法。俞英健，所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刚才进去就让人代为问话，内容也都是老几样，不出奇。我不认为你没事会给自己找事，究竟是有什么目的？”

　　他原本也只是随意一转移话题。

　　哪知道俞英健闻言歪了歪脖子，然后也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才从兜里掏出一颗薄荷糖，扔进嘴里含着才犹犹豫豫、然后含含糊糊地开口。

　　“有一事儿。”

　　邵梓被他这一系列连招给整疑惑了，“什么事？”

　　哪怕只是俞英健和自己一样怀疑丁为他都不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别人他不清楚，但俞英健绝不是优柔的人。能有这样的动作，就意味着他有怀疑却拿捏不准。

　　即使邵梓对老友了解到这种地步，他也未曾料想到俞英健接下来所说的话，比他先前所设想的、三队先前所流传的危言耸听要胆大妄为，甚至可怖的多。

　　“我怀疑丁为。他有可能是故意找到的袁耀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