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文仲被公认为是一位博学广知而不拘常礼的贤大夫,史料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大旱。
这次旱灾特别严重,鲁国把各种求雨的方式都用完了,但旱灾仍然不能缓解。
鲁僖公想到了极端的办法:烧祭巫尪。
巫尪是两个概念,即巫和尪。巫指女巫,相对的男巫称觋。
在当时,巫觋被认为是人与神之间交流的介质,即人的诉求可以通过巫觋达到神那里,所以往往由巫觋来主持一些向上天求福的仪式。
但是,这次旱灾那么严重,迟迟得不到缓解,人们的诉求那么强烈,而上天没有听到,那肯定是巫觋履职不力,这个主体责任大了去了。
所以,鲁僖公要惩罚这些巫觋。
尪,指的是病人。
当时,人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习俗,病人需要躺在床上,仰面朝天,上天怜惜他们,担心天降雨水,就会灌到病人的嘴鼻,使他们不得痊愈。
所以,上天就不愿降雨。
这次旱情实在太严重了,如果鲁国没有了病人,那上天也就不用担心降雨会导致病人不能痊愈了。
所以,病人应该为绝大多数未生病的鲁国人作出牺牲。
这次旱灾过于严重,鲁国已经将几乎所有的办法都用了,包括祭祀山川祖宗、赦免罪犯、赈灾济民、巫觋求雨等等。
但是有一种办法没用,应该说到了春秋这个时候大家普遍不用了。但远古时是常见的,那就是人祭。
在神的面前烧死巫尪,就是一种人祭。
如果按照鲁僖公的办法,那鲁国就会将所有的巫师和病人都给烧死,这得死多少人?
如果鲁僖公真下了这道命令,那整个鲁国必定人心惶惶,并有可能引发内乱!
许多人对鲁僖公的这个想法持反对意见,但要让国君取消已然决定的事,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谁都不敢说,但执政上卿臧文仲就直言相谏:
“主公不可!烧死巫尪并不能防范旱情,臣以为,旱灾之下,国君应该立即修筑城池、降低饮食规格、节约祭祀费用、勤于水利农事、鼓励赈灾救济!”
为什么要修筑城池?
臧文仲认为,国家发生了大旱,势必引发全国性饥荒,国家因此陷入虚弱。
但鲁国周边有很多东夷小国,还有戎狄部落,极有可能趁火打劫。
修筑城池,既是一种保护措施,更是一种警告,警告那些对鲁国有觊觎的国家和部落,不要来惹鲁国,鲁国已经作好了防备。
为什么要降低饮食规格、节约祭祀费用?
因为人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济,是得到帮助!
当时贵族的饮食和祭祀,有着严格的礼制规定,如祭祀必须牺牲,大夫每天要杀牲畜等,可谓是当时最浪费的两个方面。
你国君率先垂范,要求士大夫们节约用度,将财物积累起来,用于救济百姓。
为什么要勤于水利农事?
一方面臧文仲建议缓解旱灾不能仅仅指望老天,还要指望老百姓,要发动老百姓加强沟渠建设,引水灌溉。
另一方面,旱灾在全国肯定有的地方严重,有的地方相对好一点,甚至有的地方没有。
那就要训导旱情相对较好的地方,加强农业生产,努力确保收成。
为什么要鼓励赈灾救济?
一般情况下,赈灾救济是国家层面的事,但由于旱情严重,国家财力有限,已经不堪其负了。
那就需要发动豪强地主、有钱商贾、公卿大夫捐钱捐粮,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最后,臧文仲恳切地对鲁僖公道:“主公,巫尪本无罪,旱灾也不是他们引起的,无罪而处死,这就乱了国家法度。
国家法度乱了,上天定来惩罚,这样只会加重旱情。
退一万步讲,如果上天希望主公烧死他们,那又何必让他们出生呢?
如果这不是上天的旨意,主公却烧死了他们,那他们肯定心怀怨恨。
他们既然能够引发旱情,此时又心怀怨恨,那一定衔恨报复,就会给国家带来更严重的旱情。
臣劝主公,无论如何要打消烧死巫尪之念。”
鲁僖公听后默不作声,但最终还是采纳了臧文仲的意见,立即修筑城池、降低饮食规格、节约祭祀费用、勤于水利农事、鼓励赈灾救济。
这一年,鲁国的旱情确实严重,收成严重下降。但由于措施得当,所以并未发生什么社会问题,也没有外敌趁机入侵。
这正是臧文仲执政时期著名故事之一,体现了臧文仲的执政理念和人本思想。
当然,与臧文仲同时代的,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大贤,那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儒家四圣之一的和圣柳下惠。
柳下惠当然也是为鲁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但他的贡献主要的是历史文化贡献,主要影响着未来。
臧文仲的贡献主要的是治国理政,主要影响着当下。
一个处于江湖之远,一个身居庙堂之高,都令人敬仰。
再见了,贤大夫臧文仲先生,你的功绩,很多年很多代以后,鲁国人还在提起,一直怀念着你。
甚至直到现在,读史的我们,仍对你敬仰不已。
臧文仲去世后,其卿位由儿子臧孙许继承。
鲁国政坛此时的卿大夫是公子遂和三桓宗主,即叔孙得臣、季孙行父、仲孙谷,再是臧孙许。
臧文仲死后,卿大夫中位序第一的公子遂,凭着这几年连续为鲁国立下大功,自然就成了执政上卿。
那鲁国,就由他们去主导吧。
公子遂同志,你做好准备了吗?
这里,我们再讲讲对古人的称谓。
关于称谓,如柳下惠,我们是以其谥号尊称他的,如按当时他的名,则是展获、展禽。
但三桓的各位宗主,我们到现在还是以其当时的名呼他们的。
而臧文仲,则生前称臧孙辰,死后称其谥名,臧文仲。
对人物的称谓,但凡是国君、天子、非常有名望的先贤,我们都按谥号来称呼。
其余的,我们尽可能按当时的名来称呼。
因为谥号太多,容易搞混。而人名加上其姓氏,应该是相对唯一的。
对有的先贤,我们则用后世普遍采用的尊称,如孔丘,我们称孔子。还有老子、晏子等。
春秋时期,士大夫们往往自称名,人称字,后人称其谥,对有名望的人,往往还可以用“夫子”以示尊敬。
如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人们当面会称他孔夫子,背后会称他仲尼,他自称为丘。
至于谥号,孔子一开始没有人给他定谥号,他去世时鲁国国君鲁哀公称他为尼父,这个也不是谥号。
尼是孔子之名,父是尊称,并非认他为父亲之意。
后世许多帝王则不停给他各种封号,其中比较普遍的是“宣”。而二千多年以后的人们,则尊称他为孔子。
再举两例。
齐国相国管仲,姬姓管氏名仲,字夷吾。自称仲,人称夷吾,后人尊称管子。
齐桓公尊称他为仲父。这个父,与鲁哀公尊称孔子为尼父一样,是一种尊称,并非真的认了管仲为父亲。
春秋时期,我们会看到很多名字后带父字的人,这是后人对值得有德行者的尊称。
又如后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我们都说他复姓诸葛,其实这个诸葛之姓,是诸和葛两个氏的结合,最早应是葛氏,葛氏渊源于伯益,伯益受舜赐姓为嬴。
其后裔建有葛国,葛国被灭后,国人以葛为氏。后迁入诸邑,以地为氏,形成诸氏。也有连两氏为一氏,故形成诸葛之氏。
故诸葛亮,赢姓,诸葛氏,名亮,字孔明,谥号忠武(死后受封忠武侯)。自称亮,人称孔明,蜀国皇帝刘禅尊称其为相父。
这个父,并非是我们现在想当然的父亲之意。
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其实人们是不能随便认个父亲的,这是严重违反人伦礼制的。
认个父亲的事,是后来才有的是,如干爹、义父等。
不过诸葛亮还有个号,卧龙,那是一定的文化圈子里用到的。
如诸葛亮在国政事以外的个人诗文作里,应该会用卧龙。这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也会称尊他为卧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