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既安，欲为政而不得，康子慧而敏达，然季氏几代私欲，执掌国政，可容仲尼之身，不能容其政也。

　　故不在其位，失其所为，退而求之，复先圣之德，述礼乐之道。

　　正如颜回所言‘夫道之不脩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此圣贤之念，若论其对错，又思其离难落魄，惟叹之，自有其所重所贵也。

　　孔丘退而修其学，编六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

　　《易》，文王之德也，盖含天地变化，万象之因。

　　《礼》，周公之德也，安社稷、定诸侯，此周室所以兴也。

　　《乐》，秩序之音也，御四方之国，演王道之变。

　　《书》，上述尧舜之时，下涉三代之事，此谓闻前人之道，明故有之理。

　　《春秋》，记两百年天下之大事，言礼乐存亡之象，含诸侯兴衰之理。

　　《诗》，歌乐之言，载诸国之风，论天下之政，宋宗庙之祭，所谓志士贤者，以此舒其志，发其情，畅其所欲。

　　适春秋之时，天下离乱，孔丘以《礼》、《乐》修身，欲存王道；以《易》养德，明变化之理；以《书》强智，知古今之更替，圣贤之衰亡。诵《诗》以立言，操之以六艺。

　　然后可以知《春秋》，向道而行，虽孤身而力往也。至于落魄流亡，犹不能改其志。

　　故古之贤者，以《书》明古之更替，以《易》仰先圣之德，以《礼》、《乐》晓天下之王道、秩序，以《春秋》知存亡兴衰之理，以《诗》成君子之言。

　　然，此孔丘之道也。

　　文王以德传于后世，虽五百载，离孔丘犹不远矣，此近圣也，故可以学之。

　　周室虽衰，然周公之制未亡也，天下之诸侯亦以礼乐行之，故孔丘犹可以用礼乐，此救亡图存，不可以不试也。

　　三代之政，虽前后二千余载，各有迥异，然合于根本。帝、王与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贵族也。

　　周室东迁，诸侯纷争，此乱世之由来也。其征伐往来、兴替存亡，记于史笔，如溪如流，汇于当时，浩浩荡荡，奔涌而去。置身其中，不可不察其往来之变，欲有所为，不可不明其兴衰之理。

　　故所谓贤者，当知《春秋》也。

　　盖仲尼修身以为圣，为政得以贤，有赖于此也。

　　观仲尼之诸弟子，颜回仁礼而德，子骞仁孝以贤，伯牛善言正行，冉雍仁以治徳，冉求通政善行，子贡敏言善商，子路勇而好礼，宰予能言善辩，子游善文知乐，子夏经世能文。

　　此十者，俱学六经以修身，明理强识，立言立行，然后通其所能善也。

　　盖夫子之学，犹善修身也，修身然后可以成君子，通达其才，发扬其性。

　　然天下无三百年犹善之学，亦如无三百年可行之礼，无三百年可用之法，无三百年犹盛之国，无三百年犹善之制。

　　似颜回、子夏之流，一受仲尼之亲传，二则近道也。

　　后世之儒学弟子，若从孔丘之六经，相距者愈远，所得者愈虚。

　　因其道之所在，过往于礼乐，当时在霸业，往后于律法。兴衰更替之理，不可一慨而论之，不可以一而惟之。

　　欲学六经者，当不在重于六经本身，其所尤为贵者，乃仲尼择六经之法。

　　以六经之法，无论处何时何地，择其近圣而仰之，在周则文王、武王、太公、周公，其功不可以不盛，其德不可以不昭，诸如管仲、展禽、李聃，虽贤能圣德，亦不可取也。非不敬之、尊之、学之，群贤之学可以采之，生民之言可以纳之，惟至上之德不可二也。

　　知古今之更替，明家国之往来，博而慧之，广而达之。

　　择文道之要，礼仪之重，学而精之，立言立行，此修身之为重也。

　　立于当时，明过往之事理，察天下之明暗，然后可以为。

　　然自三皇以降，华夏文明历经五千余载，与今时愈近，六经之法则愈加艰难。

　　盖需明悟之事理何其繁多也，需修习之技艺何其繁重也。

　　虽有仲尼之才，超凡脱俗，亦不能全善也。

　　人之精力有穷也，天下之事理似无穷也，此至圣之道，在修身。

　　自仲尼之后，修六经者不计其数，然，得而圣之者，未可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