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关门山抗日根据地，刘恕一直是心存宏愿的。

　　从前做二营教导员的时候，他曾经借助“西坪村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力道，将根据地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但其后日伪军大举前来扫荡，所有的心血付之一炬。所以，这笔账他一直记在吴子健的头上，在他看来，正是吴子健三番五次主动打击丰店县城附近的日伪军，才引来了敌人的报复性扫荡；营长不幸牺牲，自己也愤而出走寻求上级帮助。

　　让刘恕深感失望和郁闷的是，在徐旅旅部，并没有人针对吴子健的行为作出批评乃至惩处，反而将改编后的关门山派遣支队支队长的头衔给了他。如果说，昔日的徐旅二营吴子建作为副营长、其职位还在教导员之下的话，那么如今他当上了支队长，自己这个支队政委反而排名在其后了；无疑，这将让吴子健越发目中无人，不把自己这个政委放在眼里。对此，刘恕当然难以容忍。所以他决定，从一开始就树立权威，至少不能让吴子健以支队长的身份从此独断专行！

　　“好吧，我承认支队长是军事主官，但我军的传统向来是党指挥枪，即便是军事行动，我身为政委也必须参与其中，并有权力对你这个军事主官实施督查；”强迫自己稳定了一番情绪，刘恕尽量平和着语气说道：“现在，我就以支队政委的身份，要求你如实通报刚刚发生的、与国民党中央军联合作战的情况。”

　　吴子健知道这一关迟早绕不过去，也知道刘恕不仅不主张主动出击日军，更对所谓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深恶痛绝——这一次本部出动主力与中央军391团联合作战，虽颇有斩获，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想对刘恕隐瞒绝对是瞒不住的，那就索性给他来个开诚布公吧。

　　于是，支队长重新拿起那根细长的树枝，就着刚刚到手的专业军事地图，开始给刘恕讲解这场代号“山鹰”的联军作战行动。

　　一边仔细聆听，刘恕就一边认真地往自己那个笔记本上记录着，特别是己方的战损情况。此战，八路军方面阵亡高达七十余人，负伤也接近这个数字。却只缴获了二十六枝三八式步枪或骑枪，子弹四百多发，手雷三十枚，一枝掷弹筒及一袋榴弹，以及九匹战马——与获得的战利品相比，伤亡数字明显过大。且炮兵排的迫击炮炮弹近乎打光，步枪机枪子弹以及手榴弹的消耗惊人。勿庸置疑，这是一场“入不敷出”的战斗。

　　“联军作战的初衷，是谁先提出来的？”

　　“当然是中央军——这场战斗的预设规模，根本不是我们八路军一个营能掌控得了的；中央军391团几乎主力尽出，而且用上了刚刚到手的几门大口径重炮，这才勉强和日本人打了个平手！”

　　说到大口径重炮，此次“山鹰”联军作战中，391团的炮连发挥得可谓糟糕至极，战后在西坪村小憩之时，中央军上校曾经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自家人。所以，吴子健介绍到这一段，就采用了模糊的语气一带而过。

　　但刘恕关注的点却不在这方面，他已经找到了说服对方的要害之处：

　　“老吴，你现在应该意识到，这场所谓的山鹰作战真正的意义所在了！就像你说的，中央军出动了一个主力团，又有重型武器装备，再加上你率领的一个营，而且是出其不意发动夜袭；应该说，在战役层面上我们是占据相当大的主动的，可是为什么这一仗打下来，却只打了个平手呢？”

　　新任支队长内心一动，觉得面前的政委看问题也自有其独到的角度。平心而论，这场战斗最终打成平手的结果，对于联合作战的国共两军而言还算得上是侥幸的——迄今为止，日军重兵突然撤去包围圈而蹊跷退走的真实原因，他们仍未搞清楚。假如没有这一变故，就凭日军当时已经完成的东西包夹、中心穿插的战术动作，陷在危局中的391团与徐旅二营最终能否全身而退，都是个很大的疑问。

　　看到对面的吴子健突然凝思不语，刘恕觉得自己的说教已经起了作用，于是开始趁热打铁：“我们不是不抗日，也不是不能主动出击，但必须要看敌人的强弱程度以及我军的实际情况。刚才我在会上向大家通报的长治县神头岭大捷，我们八路军出动的可是近乎一个刘师的主力，总兵力要在万人左右；而伏击对象日军下元师团，仅仅出动一个步兵大队附加一些特种兵中队，敌我兵力对比接近七比一！这才保证了攻城打援行动能够干净利落地围而歼之。”

　　从政委的嘴里听到诸多军事术语且运用得当，吴子健越发感到惊讶。他并不知道，刘恕刚才讲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照搬徐旅旅部参谋人员传达的关于神头岭战役的总结。

　　“反过来看你们这次的山鹰行动呢？打来打去，竟然让日本人包了饺子，明明是主动出击敌人的铁道线，最后却被人家撵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这打的叫什么仗？我认为，这恰恰是你与国民党军指挥官不了解敌情、盲目自信、擅自行动结出的恶果！”

　　听刘恕说到这里，吴子健禁不住再度莞尔：看来这才是刘政委真实的军事才学水平。他当即出言打断了对方，随后便罗列了“山鹰”行动开始之前，联合作战的两军在情报收集、作战预案以及应对意外方面卓有成效的准备。

　　实战中，也确实是按照中国军的预案在进行，但此战的转折点出现在日军援兵出动的数量以及运兵速度上。对灵石县的佯攻开始后，日军竟然能够从公铁两路连续出动多个批次的援军，且兵力投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这是他与秦忠孝在开战之前都未曾预料到的——但却绝对不是刘恕所诟病的什么“不了解敌情、盲目自信”。

　　“政委，感谢你带回来的这两张军用地图，实在是太实用了！”新任支队长索性就转到了刘恕座位的一侧，继续指点着桌子上摊开的地图，开始给对方上课。

　　他讲到了眼下日军位于山西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四个师团的的布势（其实吴子健有所不知的是，日军还有第五个师团也在晋西南一隅，即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的两个支队），这四个师团，其中有三个都在依托铁道线驻扎：晋北的关东军后宫师团，依托平绥铁路；晋中的华北方面军山冈师团，依托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线；晋中南的华北方面军濑名师团，依托同蒲铁路南线——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华北方面军的下元师团，他们所处的地带没有铁路。

　　但是，日军以四个师团、七万多人总量的兵力，要想控制表里山河的山西全境，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也正是三个师团的日军重点控制平绥、正太和同蒲铁路沿线城镇的关键所在：他们可以发挥铁道线快速运输的优势，一旦某个地方发生战事，就能马上将相邻的军队投送到那里，进而形成局部战场的优势主动。

　　“这次我们和中央军391团破袭南同蒲铁路，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吴子健感触极深地继续讲到：“我们设想的攻城打援，无非是要打击从几十里之外开来的日军援兵，却没有料到，除了邻近的日军出动，他们竟然还能从百里之外调集重兵快速投入到战场，结果一下子就打破了我们原有的兵力优势。”

　　不得不听吴子健侃侃而谈的刘恕，敏感地抓住了对方总结性的最末一句话，一拍桌子上的地图，痛心疾首地嚷道：“看看，看看！关键症结找到了吧！你也知道日本人可以依靠铁道线上的快速运输优势、来投送他们的兵力，那你们和国民党军为什么还要跑到铁道线上去自找苦吃呢？这不是明摆着拿自己的短处去碰对手的长处吗？”

　　新任支队长先是一愣，然后脸上就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政委啊，你这叫什么逻辑？我都有言在先了，日军主要就是沿着山西境内的这三条铁道线驻扎兵力，我们如果不跑到铁道线上去，又怎么能打得着他们呢！？”

　　不料闻听此言，刘恕的情绪也更激昂了，索性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吴子健质问：

　　“辩来辩去这么半天，你就是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跑到铁道线上去出击日军呢？既然他们死守在三条铁路上不动，我们只要不去招惹他们，想必他们也没有多余的力量来攻击我们。这不是正可以利用大好的时间和空间、来埋头壮大发展我们党的根据地吗？！”

　　吴子健没有随着政委的起立而起立，他就那么坐在桌子前，盯着高比例尺的军用地图，听完了刘恕的质问，然后，一字一句地回答道：

　　“我从来不认为，发展根据地与攻击日军有什么相矛盾的地方；国难当头，大敌当前，身为中国军人，必然要以保家卫国为己任——日本人就在离我们几十里远的铁道线上，如果眼睛看着他们却不打，那发展这么多的根据地、干什么用？”

　　说罢，吴子健将手里的树枝再一次丢到了地图上，一脸悲怆地径自走出了房门。

　　望着老战友的背影，政委刘恕仰天一声长叹，他觉得，横亘在自己与支队长面前的这道思想认知上的鸿沟，似乎永远难以填平或逾越。

　　八路军林师徐旅关门山派遣支队新任支队长与政委之间的这场碰撞，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然而，无论是主战派的吴子健，还是主建（建设根据地）派的刘恕，都不会想到，他们刚才嘴头上谈论不休的山西日军，此刻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运筹着一场巨大的攻势，锋芒指向的，就是同蒲铁路一侧、太行山区的中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