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眼镜、一向文质彬彬的教导员，突然拔出了驳壳枪并且顶火上膛，将屋里的两个营长副营长吓了一跳。冯长治离刘恕比较远，眼见他剑拔弩张地亮出武器，有心上前拦阻但苦于鞭长莫及，而与刘恕近在咫尺的吴子健，惊愕之后，却坐在原地一动未动，冷冷地出言讥讽道：

　　“怎么？一向满口大道理的教导员，也要动粗了？——你拔枪想要打谁？”

　　刘恕的脸色由苍白又转为涨红，他的驳壳枪尴尬地举在手里，枪口却斜刺着指向天棚：“你住口！我问你呢，你刚才说要枪毙谁？！”

　　屋子里一时静了下来，三个人的喘息声都显得很清晰。

　　“国难当头，日本人占我山河，身为军人放着眼前的鬼子不打，难道不该上军事法庭吗？”少顷，吴子健率先打破了沉静。

　　“上谁的军事法庭？！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军事法庭？！”刘恕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

　　冯长治趁此机会向前走了两步，猛地出手攥住了教导员持枪的手腕，随即麻利地下掉了对方的驳壳枪。

　　“有话好好说！同志之间怎么能随便动刀动枪！——老吴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该上军事法庭。”下掉了刘恕的枪，营长长出了一口气，不无责备地说道。

　　“开会！马上召开党小组会！”教导员的手腕被冯长治这一下捏得钻心疼痛，他将营长一并迁怒起来，厉声咆哮着：“二营的指挥员，已经严重背离了我党的纪律，正在滑向叛党的深渊！”

　　按照原来的预案，营长、教导员和副营长要先召开二营的主官会议，然后再将张绣找来召开党小组会议，但教导员的怒不可遏，使得他急于立即召开党小组会议——因为只有在那个会议上，他才是绝对的权威。

　　“别乱扣大帽子，”吴子健看到营长下了教导员的枪，底气也足了起来，他甚至露出一丝笑意：“咱二营一共三个指挥员，按你的说法，我和营长都叛党了？”

　　“老吴！”冯长治气不打一处来，他最头疼的就是副营长对教导员的一向不敬：“少把我往一块扯，现在犯错误的是你！你未经营部集体决定，擅自调动部队实施军事行动，冲这一条，就该关你的禁闭！”

　　“这不是主要问题！”刘恕用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点着两个人：“在咱们二营，现在已经没有了党的领导，丧失了党的立场，完全掉进了军事主义第一的泥潭！

　　“那我请问教导员同志，什么叫党的立场？”吴子健的怒气也被拱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嚷到：“联合友军攻击日军、就叫丧失了党的立场吗？我们党的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日本人一边吗？”

　　刘恕被问住了，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自从去年以红军身份在陕北主动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为八路军，指战员当中就弥漫着几股情绪。一部分人深以为荣，认为从此摘掉匪号、成为堂堂正正的国家军队；另一部分人则深以为耻，觉得与蒋介石斗争了十多年，最终却被招安投降了；而夹在这两部分人中间的，则是无所适从，陷入深深的迷惘。

　　如今林师徐旅二营的这三个主官，恰恰是三种情绪的代表——

　　副营长吴子健出身黄埔军校，脑子里有着正统军人的观念，因此对红军变成合法身份的国民革命军，举双手赞成；教导员刘恕则因为在当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遭到过国民政府的迫害，骨子里充满了对蒋介石的仇恨，即便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也继续自诩为红军；营长冯长治则一面坚决服从延安中-央的决定、一面又无法理解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吴子健觉得接受改编、开过黄河进入山西的八路军，目的就是为了抗日，谋求与日军的作战属于天经地义；冯长治则在这一点上赞同自己的副手，然而来自上级的屡屡要求避开正面日军的指示，又让他非常困惑；唯有刘恕，在这方面逐渐悟出了道理，但这种道理，往往又不能公开地对下级指战员明言。

　　在关门山根据地的喜人局面打开后，刘恕一度以为自此可以统一了营部指挥员的认识看法，特别是营长冯长治，对既能拥有落脚点、又可扩充兵马的根据地建设，越来越持拥护态度。可是，那个恼人的副营长，却仍旧一门心思地搅局，上次在河口村与伪蒙军骑兵开战的事件还没有过去，这次竟然又瞒着自己和营长，带兵出击丰店的日军。

　　教导员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丰店一带的日伪军，接连吃了两次不小的亏，未来极有可能调动重兵，前来根据地实施报复。所以，此刻在营部，他的出离愤怒就是必然的了。

　　三个人的舌枪唇剑，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冯长治没有即刻同意召开党小组会议，因为他不想将事态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党小组会议还需要找来文书张绣在场，而这时他更需要将矛盾控制在三个主官的内部。

　　争吵也有疲惫的时候，当火气逐渐弱化下来，教导员刘恕开始了一番陈述：“再强调一遍，我们不是不抗日，不是消极避战，但我们必须首先保持抗日的本钱，那就是根据地和部队——连固定的落脚点都没有的军队，能安心打仗吗？手里的兵都拼光了，还奢谈什么抗日？所以，眼下二营在关门山所做的一切，都是韬光养晦，是为了将来的对日决战做准备。这不是我教导员个人的意思，而是上级的意思、是党中-央延安的意思。”

　　冯长治没有吭声。

　　吴子健则不依不饶地顶了一句：“为将来的对日决战做准备？那眼下呢？日本人正在占我乡镇、欺我同胞，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窝在这里韬光养晦？”

　　这一回，刘恕索性不再回避，而是肯定地回答：“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得就有失。但这笔账同样要算到蒋介石的头上，他假抗日、真反共，逼得红军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力量；我们对日军作战造成的损失，他蒋委员长不会给我们补充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照这样子打下去，不等日本人被赶出中国，红军就打光了！”

　　吴子健又有些恼火：“你这叫什么话？怎么没有补充一枪一弹？平型关战斗打响前，我们二营的作战官兵，每人发了一百发子弹、三颗手榴弹，自从我加入红军，就没领到过这么多的弹药，你这么快就忘记了？那不是二战区发的？”

　　刘恕嗤之以鼻地一笑：“也亏你还记得！那我请问吴副营长，从那次之后，你还见过什么别的补充吗？”

　　“怎么没见过？”吴子健较真起来：“忻口会战快打完的时候，卫立煌的军部就给了我们林师五门迫击炮，其中有一门就在我们二营！现在它就在外面摆着呢！”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别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了，”冯长治看出了火候——又到了自己出来打圆场的时候了——“埋头发展根据地建设是没有错误的，看看我们二营到了西坪后的变化，就没必要争论了。日军也要打，但要讲策略，不能硬拼蛮干。特别是擅自行动，今后必须得到禁止！”

　　刘恕见状立即宣布了党小组的决定：鉴于吴子健同志未经营部集体讨论、擅自任命敌工队队长，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吴子健一怔，他并不怎么看重所谓的党内处分，何况在临来西坪之前，副营长也做好了接受一定惩处的心理准备。可是教导员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布出来，终究令他感到不平。一旁的冯长治见势不妙，急忙抬起一只手，重重地拍在自己这个搭档的肩头：“老吴啊，给你这个处分，是我和教导员深思熟虑的；你必须深刻汲取教训！我们是集体领导，不允许自作主张！”

　　吴子健感到了冯长治在不动声色地用力捏自己的肩膀，再对视他的意味深长的目光，明白这是老战友在暗示自己息事宁人。

　　他叹口气，闭上了嘴。

　　不料刘恕却语调一扬：“这个处分，是针对你上一次的错误，并不包括这次你擅自调动部队作战，我要求立即召开党小组会议，继续批评吴子健同志的严重问题，并做出更严厉处分。”

　　两个人顿时又吵做了一团，声音比刚才还要激昂。营部房门外的几个战士听到了，吓得面面相觑、大气都不敢出。

　　最终，还是营长从中左右斡旋，一面狠批吴子健的越权行为，一面又摆出此次在丰店城外战斗中的战果；这轮更激烈的争吵才算渐渐平息。

　　“一句话，丰店县城离河口村很近，”冯长治带有总结性地说道：“如今由国军占领，总比由日军占领的局面对我们有利的多，根据地受到的威胁大大减轻了，这也算是这次出击的战绩——毕竟，没有5连从后面对日军的夹攻，国军那个391团不见得就能顺利夺占县城。”

　　天色将晚，吵累了的三个营部主官，都感到了口干舌燥和悻悻然。于是，抱着各退一步的态度，这场漫长的会议，终于勉强地画上了句号：对吴子健擅自调动部队奔袭丰店的行为，营部做出严厉批评，下不为例；党内暂不追究责任，以观后效。

　　同时，5连在原有装备以及这次缴获日军装备的基础上成立的炮兵班和重机枪班，全部改由营部直辖；鉴于三挺重机枪——两挺九二式和一挺马克沁，均已经被吴子健部署在河口村一带的工事，因此暂时留在5连由吴子健指挥。而炮兵班正好带着全部装备随着吴子健来到了西坪展示，便就势留在西坪的营部，与林师师部以前配给二营的两名炮兵汇合在一起，进行迫击炮和掷弹筒的操作训练。

　　吴子健肠子差点悔青！

　　早知道营长和教导员会扣下炮兵班和装备，自己说什么也不会将他们带来。再联想起打败伪蒙军缴获战马后，新成立的骑兵连也受到的这个待遇，吴子健越发恨恨不平。

　　他赌气地说晚饭赶回河口村去吃，并且这就出发，然后摔门而去。

　　“老吴，敌工队新任的肖队长不是也来了吗？”冯长治追出门外喊着：“你总得让他到营部报个到吧！”

　　吴子健这才想起，这一下午只顾得上跟教导员吵架了，完全将同行的肖俊平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副营长转而又是一惊——

　　他们不会将敌工队和队长，也留在西坪的营部直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