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灭亡后，李渊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在《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他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这些奉诏修史的群臣皆身居要职、文名极高，由他们修撰的魏周隋梁齐陈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不仅对于唐朝的封建统治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于后世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宗教
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民族与对外关系
李渊汲取了隋亡的教训，认为历代之所以对周边化外之民采取“怀柔”“羁縻”之政策，是因为华夏与四夷各自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其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国家一视同仁，避免冲突，为李唐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赢得了时间。
突厥
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高丽、新罗与百济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
面对高丽的请求，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历史评价
苑君璋：“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
李世民：“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禧，时和岁阜，被发左椎，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
李翱：“当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师。能顺天而用众兮，竟扫寇而戡隋。”
刘昫、赵莹等：
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洎讴谣允属，揖让受终，刑名大刬于烦苛，爵位不逾于珝轴。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怀汉道之宽平，不责高皇之慢骂。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家难圣谟。言生床笫，祸切肌肤。《鸱鸮》之咏，无损于吾。
宋祁、欧阳修等：“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
苏辙：“唐高祖起太原，其谋发于太宗，诸子不与也。及克长安，诛锄群盗，天下为一，其功亦出于太宗。盖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归向，其在太宗者审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
张燧：“古今杀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项羽、白起弗与焉。薛仁杲降则杀之，王仁本降则杀之，萧铣降则又杀之，其他盖不胜数也。或谓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尝杀颉利也。独当时何无一言救止，岂其力不能得之。文静之死，而无及于数子耶！”
王夫之：
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
是故三公六省无专职，而尽闻国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国多才臣，而虽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国二百余年，有失国之君，而国终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
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箠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