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丹而崩

　　李炎长期服食长生丹药，性格愈加急躁，喜怒失常。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炎召李德裕询问朝外之事，李德裕回答：“陛下的严厉决断让人们难以猜测，朝外之人感到很惊恐。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邢来制服他们；但如今天下既已平定，希望您能以宽容理政，如能使犯罪的人服罪无怨言，为善的人不感到惊恐，那就能称得上宽容了。”自此年秋冬以来，李炎开始患病，但道士声称这是成仙前的“换骨”。李炎隐瞒患病之事，外臣只是奇怪他很少进行游猎，宰相入朝奏事也不敢停留太久。同时，李炎又下诏停罢第二年元旦的大朝会。会昌六年（846年）二月，鉴于党项部落屡次扰边，李炎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派兵征讨。三月一日（3月31日），久病未愈的李炎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而改洛阳的“洛”为“雒”；唐属土德，不可以王气胜过君主之名，于是正式下诏改名为李炎（瀍的偏旁从“水”，唐的“土”德克制“水”；改名从“火”的炎，“火能生土”，便可以“以君名生王气”）。而自正月十三日起，李炎就不再上朝视事，宰相求见，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都深感忧惧。不久后，李炎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至十来天说不出话来。三月二十三日（4月22日），李炎在长安大明宫崩驾崩，年仅三十三岁。同日，由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等拥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李炎成为唐朝自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八月，获谥号为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葬于京兆府三原县的端陵。为政举措政治削弱宦官势力李炎在位期间，任用宰相李德裕，使中书省能发挥其职能，削弱了宦官的势力。

　　会昌二年（842年），宦官首领仇士良煽动神策军声讨宰相，其阴谋被挫败后，李炎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领神策左、右二军。

　　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基于大势已去，仇士良被迫致仕，不久后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会昌三年（843年），李炎派人以贪渎为由在仇士良家中查出数千件兵器，借机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

　　加强相权宰相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因此，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的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而在唐朝中后期，相权渐遭削弱。“甘露之变”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77]，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李炎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同时强调：“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68]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会昌末年，李炎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

　　这也可以视作加强相权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清理入仕门径唐末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年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李炎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其弊端也日趋明显。有鉴于此，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

　　这种做法，虽难避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的现象，但也能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

　　即此谓也。又如，会昌四年（844年），尚书左仆射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会昌五年（845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户部侍郎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

　　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61]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

　　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幸门。

　　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幸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

　　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明显。在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的敕令中，李炎指出门荫特权的滥用、冒用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严刑峻法李炎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腐现象进行严惩，并。会昌四年（844年），李炎听从李德裕之言，裁汰冗官两千多人。

　　李炎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李炎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

　　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李炎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

　　二月，他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